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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场
6月5日是第3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生态安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4日首次对外发布《中国生态保护》时说，尽管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一些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但由于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地区差异较大，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
遏制。
在笔者看来，其实国家环保总局的《中国生态保护》在陈述事实之外，体现出的不仅是直面问题的勇气，也不仅是行政行为的惯例，而是更有着执政理念的变革。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不过是点出了现实的问题所在，从中却不难感悟出一种执政思维，体味到执政理念变革下执政能力的改善。从实际出发，发扬成绩，克服难关，致力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也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经济与社会互为前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环境保护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如果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无视生态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历史的惨痛经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记忆，更有教训和警醒。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过快，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引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结果，许多发达国家走上了一条严重污染环境从而不得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付出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惨重代价，阻碍了经济发展，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黄金期”不必然等同于“社会问题的凸发期”。环境问题宽泛而复杂，既涉及到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牵涉到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等管理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制度设计，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中，曾有过争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根源，“都是制度惹的祸”成为不可回避的焦点。据了解，由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的进行环境制度的创新，力图降低制度运行与监管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瑞典的硫税、美国对部分地区水污染所实行的排污权制度，实现环境保护制度与产业政策的配套协调。这对于我国今后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不无借鉴意义。
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方方面面制度的配合，才能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现存环境保护制度缺乏减少环境破坏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尤其是对国民收人的狂热追求与扭曲的GDP核算制度，未考虑环境破坏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性使用，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
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度分析学者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情况直接决定了制度的运行效果。因此，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制订有效的制度，要重新思考现行环境保护制度，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制度创新，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要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经济主体会从自身效用或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并确保制度得到执行，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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