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健康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文/赵晓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享受钱，穷人享受闲，大家相安无事，各有各的潇洒。但在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穷人活得不开心——住房、教育、医疗无不让他们愁白了头。而富人也活得不乐观，紧张、焦虑无不有之。

　　近二十年，虽然少数人先富起来了，但贫困人口却下降缓慢，以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不断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仇富现象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社会舆论的质疑加大了富人的风险感和不安全感。

　　事实上，正是富人的奢糜消费和穷人的极端困境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这一仇富的背景。据调查，中国目前的

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并且还在迅速增长。

　　随着富豪榜的轮番轰炸，富人和奢侈消费的话题越发引人关注。据媒体报道，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潮皇食府，一只日本吉品鲍价值1280元，相当于六口之家务农一年的收入。这样的消费每天都在强化人们对贫富分化的感受。

　　“仇富”现象的加剧还与富人财产来历不明有关。笔者曾最早指出，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转轨富豪”许多都是“问题富豪”。

　　仅2005年，就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富豪和他们背后的“系”没落或干脆崩溃，如邱忠保、刘虹、鄢彩宏、顾雏军、张良宾、张海……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就会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背后，人们往往看到“腐败官员+金融犯罪+国有资产流失”的组合，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结成“你发财、我发展”的权钱交易联盟，通过上市、融资、公共工程等渠道掠夺国家及公众资产。

　　事实上，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与其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和成熟的价值观。

　　在清教伦理所导致的西方国家，马丁·路德倡导的“尽力赚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被一代代的基督徒企业家奉为圭臬。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耻。”信仰成为欧美国家公益文化源远流长的关键，也成为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

　　还需要说明的是，制度的缺陷常常会加剧企业家们浮躁和赌博的心态，这两者互动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尤其在当前产权制度下，民营企业家无法对财富保障有充分的信心，即使他们表面上有了恒产，也很难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其行为仍然像一个赌徒——事实上，邱忠保不就是嗜赌如命的真赌徒吗。

　　所以，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不足：一是财富的积累和发展未能建立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继而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三是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远大理想与扎实建构，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以上三个层面的变革，需要政府、社会、民营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量”的改变，即产生更多类似于浙江的草根企业家及中关村的知性企业家，以改变民营企业家的成色，改变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负面评价。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