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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国务院本周以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文件的形式，把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作为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出发点，并提出了多项量化指标。专家指出，这表明解决最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见新华网5月31日)
“房子越盖越多，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许多人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的感慨，以致公众用“房奴”一词来表达心中的愤懑之情。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房子越盖越多，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与公权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重视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给了公众一种可能的期待。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事关社会公平的大事，是以公权创造和维护社会公平、改善弱者的地位，是公权的本质属性和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
我们知道，住房是社会成员强弱势的明显标志，在中高收入群体拥有优越居住条件的同时，现在全国尚有1亿多间危房需要改造，100万个家庭缺房，近30万个家庭人均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尤其是“城中村”，缺少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卫生条件，多年失修，拥挤不堪。而相当多城市环境较好的郊区地带仍在大张旗鼓地兴建豪华别墅等高档房产，高档住宅区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相应地也较为完善，强弱势群体居住条件、环境差距日益加大。这些是公权助强抑弱，加剧社会不公的体现，如果长此下去，强者利用公权伤害弱者，将扭曲行政文化和价值观念，动摇着城市社会的根基。
“房子越盖越多，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是我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的表现，是公权以恶性方式扩大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带来的必然差距，降低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危害着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公权实现公平，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理论与实践一直不断地探索与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华德针对当时英国城市出现的居民贫困、城市膨胀等问题，提出通过城乡组合群体，建立一种城乡结合的平衡机制。霍华德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描述了理想的城市模式:经济足够繁荣，就业机会增加，居民安居乐业等。他指出，城市混乱没有达到极点时，谁也不会考虑城市的整体利益，城市应由一个代表制的公共权力机构掌握，对城市的运作和发展进行管理。我国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足以影响国家的决策行政，利益政治愈演愈烈，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应以赢得社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为目标。笔者以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就是公权着力解决社会公平的体现，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增进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竞争和分配中保护弱者，保证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给予最大补偿，有利于达到公平的正义。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保持公共政策的独立性，避免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影响的表现，也是对利益政治的消除和对公平政治的实现。利益政治具有歧视性，抛弃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委托，违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契约标准。公平政治体现一般性或普遍性，适用于所有人，将公共利益寓于其中，而不受某些具有支配地位的联盟或某个有效的利益群体成员资格的限制。没有公平政治的实现，就不可能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问题。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以公权实现公平的表现，利于达到公平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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