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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信访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稿体现出浓厚的人性化色彩。草案稿要求信访人走访应当“逐级进行”，一审时有人提出这是对信访人信访权利的限制，修改稿改为“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见《现代快报》5月30日)
这个信息被媒体概括为“越级上访将不再受限”，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众所周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民众信访问题的层出不穷。其中信访总量居高不下和方式逾发激烈是突出特点，由于规范制度设计上的欠缺与不足，特别是由于实际操作之中出现的压制、打击甚至报复迫害上访的情况，越级上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越级上访来说，又有数量增多、人数增多、设计热点问题增多和以“到集体到省、中央上访相要挟增多”等特点。
从大量的越级上访案例来看，上访群体普遍存在着缘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与“青官意识”。为什么在出现需要国家机关解决的问题时上访者不直接向原作出处理的本级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反映呢？除对国家法律法规不理解，对处理结果的失望或无望、胡搅蛮缠等原因外，根本的问症结在于权力崇拜、青天意识的作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信访实证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实际上能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如此低的问题解决率之后的数据显示更能说明越级上访者的心态：有90.5%的人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有88.5%的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上访民众相信更大的权握在更高级别的机关手中，更清廉的官在更高级别的部门之内，从而更希望费尽物力、财力与心力向更高级别的机关、向更高级别的清官挺进，相信并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倾听问题，解决问题。调查显示，大部分长年滞访的越级上访者对于基层机关处理的及时、公正性表现出普遍的失望，而对于清官现身、为民作主的信念却是坚信不移的。而对于大权在握的好官的信念实质上是对于好人政治的信念，而好人之治终究是人治机制。
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明显之处就在于不是依靠几个良善的好人而是依靠一种理性的好制度。法治便是这样一种好制度。于是人治与法治水火不容的冲突在越级上访问题上便外化为上访者寻求大权高官的人治意识与正当法律程序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越级上访将不再受限”是对好人政治背后的人治机制的消除，更是对公众权利和法治信念的张扬。
事实上，上访民众的问题，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实践中，上访事务原处理级机关对于上访者往往形成一种无理由的偏见与歧视：“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是“不稳定因素”、“刁民”。再加上各级机关出于利益的考虑，对上访更是诚惶诚恐，对上访者“围、追、堵、截”，甚至进行打击、迫害。这更激发上访者向更高级别冲刺的决心。在压制与反压制的上访拉锯战中，上访者甚至不惜成本与代价把越级上访当作他们的一种习惯与生活方式，即使他们对于问题的处理已经不抱多少胜算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越级上访不再受限”就是“好制度”对“好人政治”的胜出，也利于对地方官僚作风的消除和保护民众权利，把上访问题消灭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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