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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立场
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这是新政策带给农民工的曙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理所当然的政策，却遭遇了现实中出乎意料的尴尬。
“去年的时候，芳村实验小学的借读费才四千块，今年一下子就涨到了三万元以上，我们这样的家庭如何负担？”在芳村区打工的文先生最近很烦恼，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但他已到学龄的孩子却无法入学。小学借读费年涨近10倍，工薪族积攒7年难缴，校长的回答是“教育局规定的”，教育局称收费合理，各公办学校都在收。(《新快报》5月25日)
就在不久前，由于难以承受1万元的借读费以及种种不公，山东省荣成市借读的高中生晋齐想不通，于是他给“北京中南海”写信进行反映。当信从中南海批转回来，学校因他“上访”而报复性地将借读费变成了1.6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接受和开除差不多的惩罚(见5月23日《中国青年报》)。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孩子，只是因为地域有别，以及他们父辈的民工身份，在受教育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其合法权益便被边缘化了，实在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如果民工子女从小就享受不到起码的受教育权利，很难想象未来其他公平权利的实现。
所有的公民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其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要酌情减免费用。借读生的遭遇，实质上反映了一种学校在管理方面的“变相转制”。虽然是一个学校，但是不同的学生享受着不同的教育资源，交钱少的本地学生享受的是一种教育，交钱多的借读生却享受着另外一种教育。
此时，终于不难理解“民工们绝大多数不敢奢望孩子能上城里的正规学校”的原因了。“为什么借读费会涨得这么快！”就事论事，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广州的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现在不少学校的班额已经过大，如果一下子全部放开，将吸引更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对本来已经短缺的教育资源造成冲击。此种情境下，为了统筹分配本地的教育资源，将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拒之门外，似乎言之成理。不可否认，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而流动人员通常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但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纳税，有权享受国民待遇。因为在农民工所缴税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农民工没有必要再额外承担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是彻底剥夺民工子女在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偿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学者们振聋发聩的呼吁。要切实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教育部门就必须转变观念，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充分挖掘教学资源，鼓励社会力量规范地办学，积极改善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民工子女的教育，已成为当前教育的难点与薄弱环节。“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低素质、低文化、贫穷的现象将在民工群体中世代延续下去。”
教育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教育，是为了一切的人成长发展，没有城市和乡村之别，也没有贫贱与高贵之分。“农民工子女能享受公平的教育了，教育的公平才有希望。”取消借读费，更大程度地体现教育公平，这既是教育的理想，更是教育的宗旨所在，理应成为现实教育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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