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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擎
近日，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平利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衍平两年多时间弄虚作假，有意瞒报交通事故420多起，瞒报死亡人数52人……，对此，陈衍平明确表示，这是交警系统公开的秘密。(5月29日《华商报》)
这让我们想到，5.18山西左云矿难，最初煤矿上报5名矿工被困，而到目前核查人员已初步核实至少可能有57名矿工被困，为此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指出，这种恶劣的瞒报行为是对法律和政府的公然挑战。5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的一期《高价绿化》也指出，贵阳一城市绿化部门的负责人为高价建绿这样辩解：“我们移植的银杏树大多存活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作为一个绿化干部，他竟然不知道移植高价银杏树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就算活了也可能属违法行为，有什么好庆幸的。
现在的违法调查和征询似乎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在基本是非问题上，违法者理应道歉并反省，却还要做许多逻辑荒唐、说理幼稚的辩解，辩到最后，贻笑大方，仍冥顽不灵，甚至有一些冒险之徒还要“铤而善后”。左云矿难的恶劣瞒报行为是亡命之徒的无知一搏，结果搏得满头脓包；高价建绿的绿化干部堂而皇之地辩解高价树存活是值得庆幸的，结果被人们加上画外音“还有这样的干部”；平利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衍平的说法则更加直白，把忽视公民生命权利当作内部成绩的副产品，人性关怀缺失的形象跃然纸上。
左云张家场新井煤矿五毒俱全，却六证齐全，贵阳高价建绿三棵银杏树称花费一百多万，卖树的农民却称只卖了3万多元，平利县公安局的死亡人数少了，达了标，人民却越来越不满。这些并不高明的造价瞒报一直畅行于煤矿企业和行政部门行为之中，可想而知，没有事故的发生，没有民众的举报，盖子肯定还要一直捂下去。捂下去的后果是该赢利的赢利，该提高成绩的提高成绩，该遭受损失的继续遭受损失这种极端发展。
荒唐违法辩解的本质是，违法行为本身显得幼稚，辩解起来也就会慌不择词，毕竟要为破绽百出的行为寻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太现实。有一些人无论你怎么问他，他就是“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抱着脑袋，表情十分痛苦；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逻辑能力，“我的商品卖不出去，所以就把日期改了一下，卖的不好我才改的呀，卖的好我还改什么”；还有一些人则采取调戏调查者的姿态，“你这是废话”，“跟你说了这么多次，你怎么就不明白”，大有流氓高人的气势。之所以有这些千奇百怪的垃圾辩解，都是因为利益和权力烧坏了他们的脑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大致可以推出这样一个定理：涉嫌违反或者犯罪的人辩解的荒唐程度与他们的违法或者犯罪程度成正比。不过，显然这个定理是需要更多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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