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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陆志明
5月24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公开表示，中国将通过改变政绩考核指标，转变地方官员片面追求地区生产总值的观念。
作为必要的补充，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同日推出一项全新的政策建议：对“十一五”规划中列出的国土空间四类功能区发展状况，应施以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其中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应不以GDP为衡量标准，允
许这样的地区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对优先开发地区，也不能光看GDP，而要考核其人均收入增长。
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公平、绩效问题，使得单纯以GDP作为衡量指标已难以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客观地说，改革初期那种人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全面帕累托效应已经渐渐不在，这几年出现的情况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相应的法制、社会改革却没有完全跟上，甚至出现有民众因这种落差而遭受利益损失，例如不合法的拆迁导致的失地农民、不合理转制导致的失业者。
当社会和谐成为当前改革的主题，衡量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必然应该涵盖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改革、地方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社会所关注的方面。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水平的提升是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那么追求单纯的GDP增长数据可能是以牺牲其他社会指标作为代价的；现实中的情况也的确如此，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短期的GDP快速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甚至是以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存量利益为代价的，而这正是最为人诟病之处。据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在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评估后，中国资源绩效水平排名倒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足，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仍仰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因而即使在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建设这一核心依然不能摒弃。所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从一切围绕GDP这一单纯的数字转向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反映普通社会大众从经济增长中直接获益的指标，如人均收入增长指标等；反映普通社会大众承担的改革成本的指标，如医疗费用增长指标等；反映经济建设社会成本的指标，如绿色GDP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各类指标不应属于简单的并列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在建议中就已经得以初步体现：对于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必须施以不同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张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因时制宜也颇为关键。实际上，单纯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体系出台同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全国各地经济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各种不同的思潮阻碍了改革力量的集中，此时推出单一的GDP衡量指标有助于统一思路，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这也是改革之初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今经济发展已稍具规模，调整内部经济发展结构，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未来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持续动力则成为当前改革的首要目标，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古语云：“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不排除未来的改革进程需要重新强调经济建设的关键作用。因而考核指标体系的必须具有“自适应性”，即随着改革的深入，指标体系所强调重点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此外，为确保政绩考核体系改革的成功，相应的财政支持必不可少。禁止开发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停滞不前，但是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不能止步不前。财政支持的主要手段应属转移支付，即将优先开发、重点开发地区的经济增长收益的部分转移到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以确保总体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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