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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晶
近日，《财经时报》等媒体刊发有关农行改革方案的文章，称央行已向国务院陈述过关于农行改革的方案，方案总体框架为“取消现设于北京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将农行地方化。” 有关报道还指出：“央行设计‘分拆方案’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曾由其主导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即将农信社交由省政府管理，中央和地方‘AA制’承担改革成本，调
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而“分拆方案”在推行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极大阻力，因为“取消农行总行架构，将意味着目前农行总行的工作人员面临下岗或分流。”
该报道一出旋即成为市场热点，各界反应极其强烈，对农行改革的各种争议也如骤雨般袭来。农行这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不仅牵动着全农行数十万员工的命运，更是直接关系着中国金融的整体健康运行和发展，委实是“一发而动千钧”。
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首先，目前所有媒体关于农行改革方案的报道都仅提及有关部门“陈述了方案”，但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方案已经为国务院所最终接受，所以，有必要提醒的是，农行改革方案远未定局，各界无须将所谓“分折”视为农行改革的最终命运。其次，如果仅仅将农行“分折”方案的最大阻力归因于农行总行工作人员的“下岗或分流”，委实是一个极其可笑的结论。且不说农行总行员工并无影响国家决策的能力，在整个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洪流里，个人的所谓利益已经无足轻重，总行员工根本就不能充当“极大阻力”。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交行建行成功实现海外上市、中行开始全球路演、工行国际战略投资者顺利入股，在这一时期，更需要各方慎重考虑农行未来的改革方案。无论农行最终的改革方案是什么，其出发点都应该是基于实现全社会的改革收益最大化改革成本最小化的这一改革终极目标。
有关部门提出农行分拆方案，其主要目标有两个：降低政府的改革成本、降低农行四十多万员工因工作变动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根据农行近期披露的有关数据，2005年末农行总资产达47710亿元，全年实现经营利润424.83亿元，按贷款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占比为26.17%，比上年下降0.56个百分点。按此数据估计，如果遵循与建中工三行相同的政府注资-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的改革路径，要满足资产充足率8%的要求，政府注资额度或似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此庞大的数目的确可能会让政府暂时无力承受。
但问题是，农行分拆方案未必能够降低改革成本与减少人员震动，其理由有三。首先，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生态情况是江浙沪等发达地区银行普遍赚钱，而东北海南等地的金融机构普遍亏损，分拆方案之下，赢利良好的地区政府当然欢迎，但赢利状况极差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就差，再让其掏出大笔资金进行重组，总体成本未必就低。其次，地方政府的参与肯定会带来与省内其它金融机构的重组，一样会影响到全体员工，其震动甚至有可能大于农行整体改制方案。第三，最重要的是，分拆方案之下将会出现30余家新的金融机构，如何有效提高资产质量较差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显然，分拆并不是解决之道，但如果风险控制问题不解决，长期内全社会将承担更高的成本。
当前，银行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利差这一赢利模式正在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银行业在公司业务领域过度竞争的态势已经开始显现，银行需要逐步实现从以公司业务为主向以零售业务为主的业务转型。处于漩涡之中的农行而言，唯有厘清自身业务发展战略、差别化的市场定位、农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等战略问题，方可觅得将来的发展思路。如果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农行无法成为一家优秀的银行，最终的命运也许也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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