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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官员近日表示，未来五年，国家有可能出台系列政策，使近2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5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目前大约有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一直未能在城市落地生根。20多年来，他们既没有“产业工人化”，也没有“市民化”。他们多就业于第二产业，以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为主，而收入不足以定居城市；
他们的基本权利缺乏必要保障，时常遭受体制性的歧视和隔离，以至于成为城市里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大多数农业人口转移至非农产业、大多数农村人口定居城市。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考量，那如候鸟般迁徙的2亿民工理所当然需要成为市民———这是他们的归宿，也是他们的权利。
然而，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都是巨大的。取消那些残存的、体制性的歧视性规定是相对容易的，但问题是：当政府清除栅栏荆棘、敞开大门之后，是否有能力为那2亿新市民提供扎根城市的必需品。让2亿民工成为城市人，不是让他们继续作城市边缘人；否则，名不副实的“市民化”只是一场农村危机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必须为他们准备好两样必需品———就业与保障。
就业是民生之本。民工市民化不仅意味着他们需要足够的工作机会，还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所得必须足以维持城市里的基本生活。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指出，对民工而言，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甚至首先不是户籍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收入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农民进城往往只能从就业市场的低端起步，但这既不意味着他们的工资应被雇主长期压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下，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权利向高端行业流动。平衡劳资力量的机制、可及的职业培训机会、通畅的职业流动渠道等，这些都是市场和政府必须准备好的。
保障是公民权利的体现。民工市民化意味着市民长期享受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必须同样惠及2亿民工。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误差和政绩冲动的驱使，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已经让地方政府背负了高达1万亿的债务。现有的社保欠账20年内无法偿清、基础教育资金缺口难以估计、廉租房建设进展缓慢……简言之，城市现有的基本保障体系本就十分脆弱，尚且无法惠及全部城市人口，短期内再增加2亿人的巨大负担，可谓雪上加霜。
民工市民化意味着城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不少人认为目前城市接纳农民的条件趋于成熟，但我总觉得民工市民化的最好时间可能已经被错过。在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的初期就毅然打破城乡壁垒、让民工成为市民，或许本来是成本较小的选择；但时过境迁，被各种体制问题裹挟着的城市和乡村分道扬镳已久，所谓路径依赖的效应让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日俱增。现在，城市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积蓄足够的、支持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市场精神不足的发展模式、强弱悬殊的劳资关系格局、比例失当的产业结构、巨额的政府债务负担、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近在咫尺的问题让我们无法乐观的相信，未来5年，那2亿民工能够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市民。
民工市民化任重道远，城市何时才能做好准备？
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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