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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医院有病，实难治理，这个地球人都已知道了；制药病重，初露端倪，许多人还不知背后水有多深火有多热。
“五一”长假刚过，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的假药案震惊国人。5月3日，广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发现部分患者使用了该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后，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已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5月11日，国家药监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查封、扣压该公司生产的全部药品。
与两年前的“龙胆泻肝丸事件”相比，这次国家职能部门的行动是比较果断和迅速的。“龙胆泻肝丸事件”的本因，是在配方中将正确的“白木通”误用为错误的“关木通”，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能导致尿毒症；生产龙胆泻肝丸的百年老字号北京同仁堂，结果被28名患者集体告上法庭。“龙胆泻肝丸事件”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其不良反应时有报告、时有曝光，但当时的国家药监局官僚得很，怀中有儿子——药厂，眼里无百姓——患者，所以屁股歪歪扭扭坐错了板凳也不稀奇。自打去年国家药监局换了“一把手”之后，现在看来局面大有改观；而4月30日药监局全面禁产“奥美定”的决定也让国人欣慰，终于让这个原为克格勃易容用品、在中国肆虐十年、已祸害30万人的注射隆胸的“罪魁”迎来了“死刑”。
药品作为最特殊的商品，它人命关天。药品从配方确定到原料采购、从产品出厂到保管使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严格的内外监管。这次齐齐哈尔二药害人的东西是“亮菌甲素注射液”，其辅料是丙二醇，厂家从江苏泰兴化工总厂购入的，竟然是假丙二醇！连原料真假都无法区分，就拿来制成人命关天的药品，其荒谬让人咋舌。我国制药行业所患的重病，可见一斑；如何彻底诊治，这是摆在制药界和监管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制药得病，病在体制。我们原本的监管体制，轻易就能够让监管者和药厂成为“连襟”，监管方式也大抵属于“事后追究型”，缺乏严格意义的预防预警机制，出了大事情，才去割一刀。在我看来，药品监管最需要向古人学习，建立一种“官窑机制”。所谓“官窑机制”，本是指我国古代的瓷器烧制模式；我们知道，“官窑出精品”，过去那顶尖的瓷器都是官窑烧制出来的，官窑窑主若不能按时按质生产出皇家需要的精致瓷器，不仅要破产，十有八九还要掉脑袋。所以生产官窑精品，窑主必须请最好的工匠、精益求精出精品。“官窑机制”在其他许多领域都有巨大的效用，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无论是古代中国的长城和兵马俑，还是现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计划，大抵都是“官窑机制”操持下的杰作。
今日我们说“官窑机制”，并不是要泥古，而是汲取其精华，建立起严格的“官窑式监督机制”，以过去为皇家造瓷的精神在今日为百姓制药；相比于古人的严格要求，如今我们对于制售假药的监管，实在是太过松散软弱；对于制售假药的处理，更是太过心慈手软，比如这次假药事件中，还仅仅是原料供应领域的贩假者“已被警方控制”。
与此相辅相成的，应是受害者的强力抗争和司法界的严正介入。我们期待广东这批受害患者迅速提起集体诉讼，完全可以索要天价的赔偿；而司法界得有点开放的心态，知道什么样的判决能够真正惩恶。曾记否，去年8月美国曾作出一个震动全球的判决：在全美首起“‘万络’人身伤害诉讼案”中，判决制药公司支付患者的遗孀2.53亿美元的赔偿金。判赔的“天文数字”，表明了美国司法界断案的重要价值取向：对于制药者，非严惩而无以毖后；而人的生命，永远高于利益的价值！
药品监管无小事。忘了是哪位哲人所说的了：“我不相信人间有不治之症，只是我们的医学还没有进步到能够根治那种绝症的阶段。我要提醒大家，一种绝症不再被视为绝症了，而另一种被视为绝症的病又出来了。”同理，我们也可以不相信医疗和制药界有“不治之症”，只是我们的监管体制、监管能力和监管人士还没有进步到应有的阶段。同样需要提醒的是：一种“医药绝症”被消灭，而另一种“医药绝症”又会繁殖生长出来。监管责任重，每一刻“发条”都要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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