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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每经评论员
当清末的维新官员李鸿章与张之洞等人振振有词地为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辩护时，他们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几乎所有自以为有维新思想的务实派官员，都被他们集官民之优势、大力发展中国工商业的说辞所打动。
只有长期生活在通商口岸上海、香港等地，对西方的公司体制感同身受的郑观应等人才敏感到二者的不同，指出后者是虎，而中国的官办仿制企业不过是猫，如果体制不改，只仿效西方公司制集资、建立生产线的皮毛，只会贻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机会。
郑观应等人不幸而言中。总体来说，轮船招商局钱赚得不少，除了各级主管与股东分润之外，也贴补了户部库房与北洋海军一些钱。但这有什么用呢，它仍然是一个觊觎者众多、后继乏力的低效率企业。当轮船招商局以垄断权得意地来回于上海天津之间，几乎同时兴起的日本航运公司已经致力于开拓日美航线。
这些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企业并未如愿构成中国现代经济集群，未能顺利转变为内生的、有效率的经济体，成为传统社会未能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诺思详细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过程，认为荷兰与英格兰之所以在大航海之后的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脱颖而出，成功原因在于所有权的重建，而那些落后者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抓住机遇，成为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牺牲品。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如果无效率企业构成市场主体，要维持运转，经济主导者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外在手段不断添加动力。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来自于现代经济部门内部。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们主要通过低工资等手段实现资本积累———按照1950年的币值计算，1957年国企年均工资是503元，1978年则是445元，跌去一成多———工人的剩余全部变成国企的投入；另一部分来自于传统经济部门，即通过对农产品的剪刀差，以及将城市剩余人口赶入乡村，来实现现代经济部门的财富积累。邹至庄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说，1952年到1978年间，内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现代经济部门却仍然在高速扩张，其动力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尤其是资本的贡献占了80%以上。
维持现代经济部门繁荣的表象是有代价的，第一个代价是资源继续流向国有经济部门，抑制民营经济的增长。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代价是，随着资源配置而来的一系列制度性设计，固化了原有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得为维持一些无效率企业盈利而设计的种种准垄断与垄断手段成为市场通行准则。这在汽车等行业表现得格外明显，各地政府的政策甚至曾变成对外地限制政策的报复性举措。
一些人固执地认为，只要仿照新加坡等地的模式，中国的国企就能走上康庄大道，这是个可怜的幻想。如果我们不能把新加坡的宪政经济学到手，那些皮毛之术只不过让我们离轮船招商局的陷阱更近了一步。我们迎来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结局，即大型国企与行政体制借助垄断，成为市场上两股最为强势的力量，扼住民营经济发展的咽喉，最终导致经济主体普遍扭曲和低效。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民间中小企业正在锐减。
目前的国企垄断的回潮，让人不能不担心背后所存在的深层次认知差异。这样的企业越大，占用的资源越多，所带来的体制性风险也越大。倒是那些手工作坊，虽然不符合国际先进企业标准，但内在的运作规律则是完全市场化的，与荣家的面粉厂、十七世纪荷兰的制鞋作坊在理念上一脉相承。
与公平竞争等市场基本理念相比，形式上的相似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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