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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昊
价格听证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是中国政府管制改革和行政法制建设领域的关键词，但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坚守民主底线，当听证会代表和社会一般公众的大多数提出某种利益诉求时，决策者必须作出理性的回应。但是，把希望寄托在决策者的主观进步上，这并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只是一种恳请和呼吁。
平心而论，相对于以往主管部门随意制定公共事业收费价格来说，通过听证会形式与市民协商定价，是一大进步。其积极效应不难想见：一、通过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与公共事业主管部门之间的正面交流，使得政府部门决策更能够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二、实现不同利益集团或潜在利益集团之间的信息交流，调解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消除安全隐患；三、在听证过程中对公民进行法制和国情教育，取得民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
不过，在一个听证机制并不完善的社会里，这种理想的图景却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变形。谁来主持听证、如何选择参加听证会的人员、听证程序如何进行？如何选择听证议题？这些看似细枝末节上的问题往往左右了听证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其公正性和公信力。
去年，北京召开市民用电价格上调听证会之前，搜狐和新浪两家网站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用电价格上调的占到了调查人数的80%以上，但在听证会上20名市民代表全票通过了价格上调的议案；2005年4月15日长沙市物价部门主持的岳麓山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前，有媒体就门票价格调整一事进行过较大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是93%的市民表示反对，但听证会上却是“涨”声一片，23位发言代表都赞成门票涨价数倍；9月26日，广州水价改革听证会召开，35名听证代表中，仅有1人反对！更有20名代表赞成调价幅度较大的方案二，连市物价局局长都称没想到！
我们不知道这些“听证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但很明显他们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由这些明显失真声音所主宰的听证会最终开成了“涨价会”一点也不奇怪。听证会的公信力也就此一落千丈。而且更为恶劣的是：涨价、加重市民负担也就罢了，但还要以听证会的形式千方百计证明这是市民自己哭着喊着要涨的，这可有点“不但要欺负人，还要恶心人”的架势，未免太不厚道了。好好的听证制度，拿到中国来就走了样，这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公共事业的主管部门，为什么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次又一次地罔顾民意？这当然有主管部门主观上缺乏诚意，部门利益作祟、缺乏“执政为民”理念的原因，但话说回来，所谓“执政为民”的理念，难道真的就只能单纯依靠部门、官员们的主观遵行，而无制度上的保障吗？
其实并非如此。将“执政为民”的理念制度化、使民意得到尊重的方式有很多。具体到听证制度上，就要求听证制度必须要保证制度细节的公正性，并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如果我国出台《听证法》，对听证的主办方资格做出规定，对听证的内容、主持人的条件、听证代表的选拔、听证会的权威等等加以科学而明确的法律定义的话，那么如今听证会被钻空子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即使有个别听证会“违规操作”，市民理论起来也有法可依，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有一种被愚弄而无可奈何的愤懑。说到底，“执政为民”不是一句喊过就算的口号，而是由无数个细节累积而成的实实在在的行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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