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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全国1亿农民工人均欠薪1000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之建议，对恶意欠薪进行刑事立法调研，在适当时候考虑增加“拖欠劳动报酬罪”的刑法条文，加大对恶意欠薪的处罚力度，以震慑恶意欠薪的用工主体，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4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五一”劳动节之际闻得这个消息，心里既觉得酸楚，又感到欣慰：终于，有人想到
了用法律来遏制恶意欠薪！
拖欠劳动报酬，早已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严重社会顽症——有过被拖欠劳动报酬经历的农民工岂止70%？被拖欠劳动报酬的何止1亿农民工？恶意拖欠劳动报酬的主体何止企业？由之引发的恶性事件又何止一二？
非农民工的本人，就有过被拖欠劳动报酬的亲历：在重庆一家效益颇好的媒体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三个月后才发。给出的解释是两个字：“规矩”。这样的“规矩”，说穿了，其实不过是变相的抵押，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却名正言顺地成为长期沿袭的“规矩”。
也是这家媒体，在我应聘做编辑时有过书面协定，除约定的编辑报酬外，“撰写的评论稿件一经采用另行发放稿酬”。当我辞职离去时，主任也正而八经地告诉我，稿费按报社流程还没到发放的时候，该发时将如数邮来。可一年半过去，至今分文不见。
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一些国有企业，节假日不给加班工资竟是家常便饭。而我交往的国内一个颇大的撰稿群体，有作家，也有自由撰稿人，有政府机关公务员，也有警察、法官，甚至有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却没有哪一个没有被拖欠稿费的经历。有的几年下来，被拖欠稿费竟高达几千元。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撰稿，不是劳动？稿费，不属于劳动报酬？
也许有人会说，拖欠劳动报酬有程度不同——性质上“恶意”与“非恶意”之分，数额上多与少之别，拖欠时间上长与短之差，劳动报酬种类量级之异。这我认同。可问题也随之冒出：“恶意”与“非恶意”之分，数额上多与少之别，拖欠时间上的长与短之差，报酬种类量级之异，凭什么准确判定？还有，谁不知道，千方百计寻找理由，软磨硬顶抗拒检查，提供虚假材料，威逼员工说谎，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拖欠报酬、逃避处罚的拿手好戏！
有消息报道，香港前不久将《雇佣条例》内有关欠薪的最高刑罚，由罚款20万元及监禁一年，提高至罚款35万元及监禁三年。(3月30日《广州日报》)这对内地是一个提醒：欠薪，就是犯罪。相信，处于弱势的劳动者，谁都期盼“拖欠劳动报酬”成“罪”。但我有句丑话想说在前头：制定“拖欠劳动报酬罪”的刑法条文，可操作性是道难题。届时，不要因为难以执行，法不治众，法律条文成为摆设，而令“震慑”的预期大打折扣。
(稿源：红网)
(作者：李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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