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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小岗村的村支书和一些农民到南街村参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让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感到非常不爽，日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是小岗村的榜样”的文章(见《中国新闻周刊》)，雄辩滔滔地论证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读了之后，我觉得有几句话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其实，提出“谁是小岗村的榜样”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近20多年来，小岗村从来都是别人的榜样，哪里轮得到别人为它做榜样？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华西、南街能不能做小岗村榜样，但这至少意味着小岗村的榜样地位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这说明时代在变化、在发展。也许，还是在进步。
党国英在文中说：“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理由是“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党国英的话可以说有某种“历史终结”的傲慢与偏见，完全杜绝了农民根据新的情况探索新的劳动组合形式可能性，况且他的理由小岗村的农民首先就不能同意：因为小岗村至今也没有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今年3月9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记者徐楠采写的“分田先锋重走集体路：严俊昌分合之间的人生”的长篇报道，更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1979年的丰收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化肥和杂交水稻的结果。换言之“承包制”并不是丰收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才是丰收的主要原因。
党国英认为华西、南街之“不可学”，还在于其富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以工补农”，因此它们“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
我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农村都能像华西、南街这样实现了“农村城市化”，或者哪怕是达到它们一半的水平，那让人头疼不已的“三农”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它们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农村建设的榜样”呢？况且党国英也没有解释究竟是分散的、一家一户各自为战的农民更容易兴办企业，搞“以工补农”呢，还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以相对集中的方式统一调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更容易搞“以工补农”？
为了自己的农村理论不至于出现破绽，就干脆把它所不能解释的“明星村”从农村序列中开除出去，简单倒是简单了，只是这理论也忒脆弱了一点吧？
专家们的说法，农民们也恐怕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反驳。但是，农民的选择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来的：到南街村去参观，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写下那样的留言，也是他们自己有感而发。谁也不敢说南街、华西就会永远繁荣，但眼下小岗村看到的还是它们的成功与发展，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难道当初按“红手印”的时候，小岗村会预见到他们20多年后还无法富裕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人民是看实际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的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刻，我希望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们，再好好重温一下邓公的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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