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的主题是建设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

　　梁中堂

　　根据我国目前的改革进展状况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要解决好当前经济领域中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改革限制农民自由择业和迁徙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二是加快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进程，逐步削弱以至完全消除政府直接掌管和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如果用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看待市场经济制度，它不过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围绕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必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是我国由落后转变为先进，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次历史机遇。所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建设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既是经济改革的主题，又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我国的改革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其领导作用主要还不是体现在按部就班地继续控制经济资源和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领导作用是自觉放弃控制经济资源的职能，逐步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和机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所以，建设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实现市场配置资源，乃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的那段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围绕人类生产的全部社会活动以次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四种类型的生活过程。如果把物质生活理解为劳动者使用一定生产工具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那么社会生活就是指围绕一定物质生产力所决定或者按照生产力要求生成的经济占有关系方面的经济活动，政治生活是维护一定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府行为，以及旨在建立、完善一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政治活动，精神生活就是反映和表现以上各类活动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解和规定，如果把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和改革理解为社会生产力必然性地选择市场经济制度，那么，我国经济改革的活动就将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三个领域。根据我国目前的改革进展状况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要解决好当前经济领域中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改革限制农民自由择业和迁徙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市场经济是社会劳动或生产成果普遍采取价值形式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社会产品都要经过市场配置然后才进入消费阶段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还处于“二元经济”的落后状态。只要在我国总人口中的大多数还属于农村人口，只要农村人口还过着一种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不可能有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把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我以为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英国在马克思把其当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前50到100年就基本上达到普遍的商品生产阶段，难道我国现在的农业生产力还不如200多年前的英国水平？也有人认为我国农业人口比例高，人均耕地面积小，导致农业商品率低和商品生产发展缓慢。这一道理也站不住脚。除了欧洲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外，商品经济发源的欧洲国家在其早期几乎都经历了农业人口比例高、人均耕地少的阶段，但它们并不都是等到农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才普遍进入商品生产阶段的。回顾发达国家由自给率很高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商品社会，都是由于农业人口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大规模地离开土地、由原先从事农业劳动转换为城镇第二、三产业得以实现的。

　　反思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农业的战略和相关政策，其主旨一直放在限制农村人口迁移离土和帮助农民提高土地生产率方面。应该说，我国农业生产率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由于限制农业人口离开土地，增长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主要为提高平均的农民生活水平(必须指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三产业低，即使如此，农民生活水平仍然赶不上城市居民提高的速度)和被新增加的农村人口消费了。所以，尽管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可提供的商品率还是很有限，“三农”问题一直很突出。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改变思维，改革计划经济以来形成的许多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和离土的制度，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生产效率高的第二、三产业。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独特和壮观的“风景线”。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应该从这几个数据读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结论。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标志就是城镇完全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更多的农业人口。第二，现代社会正常发展本来就是农业劳动力转到第二、三产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变为城镇人口的自然过程，但我们现在却让其以“农民工”的形式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春节后由农村到城市，春节前由城市回农村的流动过程，突出和强烈地显示了我国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方面的极其不合理于不正常。更为严重和危险还在于如此突出的社会现象在政府和经济学家的眼光里被视为正常而熟视无睹，表现了社会在此类问题上的冷漠。

　　由于这一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反驳一种传统观点。大约4年前一次会议上，笔者做了上述观点的发言后，一位做过直辖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针对我的观点说，你们做研究的人可以说那样的话，可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做市长市委书记的就没办法应付。这一观点集中反映了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承受计划经济体制以来的传统认识，即把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要纳入到政府的计划中，由政府的计划规制发展。但是，我们还处于对客观社会的发展缺乏足够认识的历史阶段，政府的许多自以为是的计划其实是常常落后于客观过程甚至于严重违背规律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一届政府都应把尊重公民的选择当作自己的责任。包括每一位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都有在自己的国家任何地方寻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政府应该为此提供条件，并随时准备解决由此可能引发出的任何难题，而不是限制和要求公民牺牲自己一些权利为政府按部就班的管理提供条件。从这种意义讲，大量农民突然涌入一个城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突然盲目涌入一个城市的可能性又是不存在的。政府不能以“可能发生”为由限制和取消公民实在的权利。所以，现实中只存在政府没有预料到和没有做好工作才发生的社会灾难，而不存在由于民众寻求幸福会导致灾难。那种以任何借口为由反对户籍改革和继续维持“农民工”的观点，都是政府维护自己延续和方便传统统治设置的各种理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二是加快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进程，逐步削弱以至完全消除政府直接掌管和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政府继续强化各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手段和直接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当前对抗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的社会因素。被称之为计划经济的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其实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我们所讲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政府为市场配置资源。但是，政府一直延续经典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对控制和干预经济过程始终保持极大的兴致。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农业以外的所有领域，现在只是有条件地放开了部分消费领域，在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同时不规范地把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为民营。除此而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都没有改变。岂止没有改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政府实际控制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增强了。一方面，政府直接占有土地、矿山、河流、海洋等自然资源，排斥政府以外的经济成份进入。另一方面，通过直接控制许多行业如铁路和航空交通运输业，航空航天工业，

邮政和电讯，石油、煤炭和各种电力能源工业，冶金和重化工工业，金融银行业，教育，医疗卫生，继续控制和维持着国家整个传统经济结构。政府把过去一些行政行业改建为垄断性企业或行业公司，并通过这些垄断性企业和垄断性行业公司的垄断价格、高额利润在国民经济中实现一种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所以，同改革前的我国经济体制比较，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且，政府继续把对经济的控制和配置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陶醉和沉湎于能把GDP维持在一个理想水平而表现出的某种成就感。

　　政府通过垄断性企业达到配置资源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成为当前我国一切经济困难和问题的总根源。第一，全体国民长期要为垄断性企业和行业公司缴纳贡金，抵消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民带来的实惠，严重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和正常消费，拟制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由于国家控制的垄断性企业和行业公司太多，居民必须超过实际购买所值的支付也就太多，降低了社会的实际购买力。这直接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限制了消费和有效需求致使经济紧缩。第二，由于过多的垄断性企业和行业的存在，严重影响我国整体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垄断企业和行业依靠垄断价格就可以摄取高额利润，既不需要技术进步，也不需要节约资源。所以，我国许多行业和领域技术严重落后，即使引进一些生产线，也满足于已有的生产装备，缺少应有的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这是我国许多人认为“以市场换技术”方针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无法完成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根源。第三，政府控制和垄断太多的资源，导致国民分配不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者一个制度设计比较合理的社会里，只有那些勤奋、努力和能力比较强的劳动者才有可能得到较高的报酬，企业经营好才有好效益。但是，现在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效益和个人收入状况要依据企业或者个人属于什么行业或系统，垄断企业或行业公司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可以攫取稳定的利润，其员工无论是否富有才华或经过努力都有比国有企业以外无法可比的高福利高薪酬，有悖于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制度。第四，经济结构继续扭曲。由于政府维护一些部门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使得资源连续向这些部门倾斜，计划经济以来的结构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第五，政府过多地控制经济资源并具有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是现阶段政府官员寻租、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根源。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政府转变职能，主动放弃手中的经济资源，让市场替代自己配置资源。

　　在关于政府放弃控制经济资源，自觉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需要澄清几个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存在于观念中的概念还是属于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把国有经济当作全民所有制，说国家享有所有权的经济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甚至于宪法对此也有所规定。但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仅仅是一定生产力的反映。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十分落后，不仅尚未达到数亿人口可以共同占有和自由支配一个财产权的程度，而且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还处在“二元经济”的阶段。财产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产占有和能够体现自由意志的财产关系。在我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对于许多民众来说事实上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所有权。所以，如果不想陷入空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我们就既不能靠通过一纸法令宣布进入需要漫长历史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达到的社会阶段，也不能用观念上的所有权替代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的财产所有权。

　　其次，国家有没有必要维持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时期有个说法，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都要实行全民所有。其实，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什么生产部门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呢？十五大以来提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后，有一个观点，说国家需要保留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但是，什么对于国家没有战略意义呢？而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怎么就不能由非政府或者民间资本经营和管理呢？譬如我们知道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工业，但美国政府却从来也不直接举办军工企业。对于那些需要的国防装备，美国政府传统上就是通过订单从民间企业手里购买的。如果连国防工业都可以由民间资本经营，还有多少领域一定要靠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呢？再说，政府除了依靠垄断维持好的效益以外，有什么企业它又做得好呢？

　　第三，关于国有资产交易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近10年以来，国有资产交易一直承担着两个不好的名声，这就是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只有投资建立而没有破产或者资产兼并、买卖和交易，所以那时候就没有资产交易的概念。十四大前后，中央讲“我们不搞私有化”，国有企业就一直不敢在产权问题上有所动作。1995年，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不是私有化”的命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讲了许多道理。1994年财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不堪中小企业的重负，国有资产交易在90年代中后期的实践上才有所突破。虽然如此，地方官员常常因此承担着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骂名。其实，到目前为止，政府出售所属企业，还不是为了政府淡出经济领域和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国有企业运营困难而无以为继。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政府不是叶公好龙而是真的要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自觉地将政府直接控制的许多经济资源以不同方式转换到民间。所以，有关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还需要多讲一讲。

　　在我国，私有化是和私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倒退到新中国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接受的资本主义复辟等语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一概念的产生、出现和含义，都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开始作为一个词汇普遍被使用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而且，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它还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美国和英国的学人和政客描述他们国家的经济政治现象的，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政策的产物，与当时我国有相同的社会体制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并无联系。因为在那些发达国家普遍进行私有化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基本上没有想到国有企业还会有出售或者私营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全世界掀起的私有化浪潮的时候，这一概念仅仅标志着原来属于政府职能的一些资产或服务转移到私人手中。因此，它包括了从出售国有企业到将公共服务事业出包给私有承包者等一系列做法，或者，它是指把过去政府的一些传统管理方法改变为私营企业的经营办法。无数的实践都已经证明，私有化除了比政府的传统做法更具有成效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因此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或者出现了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

　　我国在观念上是一直排斥“私有化”的。但是，将近20年来，国有资产却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流失，而且流失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带有戏剧性的是，我国民众却仅仅关注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方式中并不重要的产权交易可能带来的资产流失问题。因为资产交易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营和管理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任何人经营管理企业都很难不使用资产交易这一基本方法。既然是市场交易，就要由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正如马克思所说，等价交换所体现的平等交易是通过无数次交换的平均数实现的，而不是每次的交易都能够做到等价交换。由于过去发生的国有企业被收购或改制大都属于企业已经负债累累或不能正常运营，再加上政府运作资产交易都不规范，提出安排职工、偿还债务等许多附加条件，其市场价格就必然比原资产值大打折扣了。所以，不能把低于观念所值的交易就称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毫无疑问，由于过渡时期制度约束失衡，国家

公务员掌握太多的经济资源，国有资产的流失就绝不是少数。但是，如果比较各种方式的资产流失，国有资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资产流失可能属于最轻微的。因为资产交易属于一种公开化和具有一定透明度的经济行为，有上级主管部门和职工的监督，当事人总是要有所顾忌。在现行体制中，由于政府的许多权力运作都是在不公开状态和没有任何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量的和触目惊心的国有资产流失属于那些不为人知的诸多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的现阶段，因为社会无法解决诸多的政府官员掌握着诸多的经济资源而不发生严重的流失问题，所以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使政府除了税收以外不再直接掌握任何其他经济资源。

　　如果用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看待市场经济制度，它不过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围绕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必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是我国由落后转变为先进，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次历史机遇。所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建设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既是经济改革的主题，又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我国的改革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其领导作用主要还不是体现在按部就班地继续控制经济资源和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领导作用是自觉放弃控制经济资源的职能，逐步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