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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的重庆涪陵541名高中学生放弃高考事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表示，他不知道这些高中生是什么原因不参加高考，“如果是因为学生考虑到自己的多方面能力，比如说职业教育，比如在某些岗位上能够成才，选择其他形式，我认为是好的。”(《海峡都市报》4月26日)
如果当真“不知道这些高中生是什么原因不参加高考”，发言人上述关于重庆高中生弃考是“选择”，“是好的”的回答，当然言之成理，诚如发言人所谓：“高考是一个成才的重要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
但非常遗憾的是，从此前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知道，重庆这些学生所以弃考，很大程度上并非“考虑到自己的多方面能力”，连当地教育官员也承认是“高额的教育收费导致放弃读书的梦想”，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放弃高考的541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农村高中学生，越是地理位置偏远的学校，人数越多。”在这种背景下，高谈阔论弃考也是一种“选择”，有多大意义呢？
所谓“选择即自由”，反过来讲，有自由才可以言选择，这意味着，选择的质地，取决于自由的程度和含量，也即，自由的程度越高、含量越大，选择的品质才越高、余地才越大。因此，只有基于充分自由的选择才可能是真正的选择，否则，身不由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之下的非此即彼，纵然形式上也是一种选择，但至少决不是自由、尊严意义上的选择。比如，一个富豪“买宝马还是买奔驰”的权衡是选择，而一名乞丐“吃脏馒头还是吃馊饭”的犹豫就很难说也是“选择”了。同样的道理，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学子，面对“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一个贫困农民35年纯收入”的大学学费，无奈之中放弃高考而选择外出打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并值得津津乐道的呢？
当然，必须承认，正如没有绝对的自由一样，任何选择也都是相对的、有约束条件的，因此，高中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爱好等特点，决定自己是否高考上大学，确实是必要和理性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相对的自由、相对的选择，难道不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底线？比如，不能仅仅因为经济状况、家庭出身、户籍限制等条件，而使弱势群体失去人生选择的自由。显然，捍卫这样的底线，不仅是那些弃考学生的权益所在，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含量、发展程度所系。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诚哉斯言！
(原标题为：低自由含量的选择是一种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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