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中国经济社会的医生自己得了什么病

　　巫继学

　　有着中国情结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M-魁奈，一位在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凡尔赛宫廷御医，到了花甲晚年，这位专门给人看病的医生不知悟到了什么，将一个社会也看作一个机体，干起了给经济社会看病的行当来。他在自己的手术室，独自汇制出经济社会宏观运行的“经济表”，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原始瑰宝。也许来自于魁奈医生传奇学术人生的灵感，经济学 家，常常被喻为诊治经济社会疾病的医生。

　　少将老医，医生这个行当，越是历练长久，越是经验丰富，越是诊断准确、医术高超。经济学家何尝不是如此？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垂青于那些建树甚丰，练达弥久，其原创理论在实践中被长期验证过的老辣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无论是从事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研究，抑或专事政策乃至对策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某种揭示，都是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方法的发明，有如一个医生于人的机体而对社会机体进行诊断、治疗与维护。

　　没有人对这种比喻提出过重大的质疑，也没有人在过去的年代中对经济学家诊治经济社会疾病的处方提出过什么严重质疑。然而有一天，当中国经济社会遭遇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达到0.45基尼系数时，当人们必须面对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的现实时，公共大众终于按奈不住愤懑的情绪，开始怀疑、以至严厉批评经济学家引为自豪的那些改革方案与建言。言词过激的大众批评，事实上影响不了经济学家由于参预改革而获得的利益，但他们的批评似乎被一些经济学家们误读了。于是出现了是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反诘，现在已经不是向左走向右走的问题，而成为向前走向后走的问题。有位网友给我留言说，网友的批评，不管话语多难听，其实是在帮助经济学家。我看后还是深受感动的。网民帮助经济学家，草根帮助精英，要在认识上过这一关，对于一些人来说还真不容易。这仿佛就是思想颠覆。

　　其实，经济学家此时此刻应当也必须反省，应当也必须检讨。除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反思之外，首先应当对自身进行反思。每个人都是有责任自查，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问题有什么联系？自己的行为与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是否相符？吾省吾身，没有过时。

　　然而，往往是医不自治。可能是讳疾忌医，可能是难能自诊，可能是自命不凡不医。所以，在医疗界都知道，大夫得了病更难医。当时代列车进入新世纪后，幸好天赐良机，我们有了互联网，从而也有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是治疗医不自治的最新手段，是前沿妙药。网络真正实现了无差别、无时空界限的互动交流，不管什么人，什么地位，什么学历，什么背景，不管他在天涯海角，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尽可以发表看法，提出批评。那个对，那个不对，那个有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亿多的网民背景及其家庭互动，应该肯定网络民意的群众基础，更何况上网发表意见的这些人可能是社会大众中思想最为活跃，信息收集最为丰富，社会责任感最为强的群体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我说，网络民意是新世纪的草根盛会！

　　是的，一个学者应当有批判精神，特别应当有反潮流的精神。为此，只要他真理在握那怕站在舆论的对立面，一如北大张维迎教授所言。但是，反潮流的本质在于坚持真理而不是与公众较劲。当年举国上下批判北大马寅初，马老以八十高龄迎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仅仅发表在北京几个重要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就多达数千篇。1959年12月，马老在给《新建设》杂志的《重申我的请求》中说：“我虽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至今读到这段文字，依然令人心酸眼潮。

　　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失望的是，正当公共大众期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对当前人们关心的改革问题给一些说法的时候，曾经醉心于诊治经济社会疾病的经济学家一个个瘟瘟的，不见往日擅长发现经济问题的风发锐意，不见过去指点江山时的飞扬情怀，更不见过去受领导表彰褒扬后的弹冠快感。人们禁不住地要问：经济社会的医生怎么啦，究竟自己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来，他们的病症大约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心灵出了问题，二是视野出了问题；前者是医德问题，后者是医术问题。

　　应该说，中国经济学家队伍整体上说是正派的，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走西方经济学路线的学者，对于改革是真心拥护与投入的。即令在网络上被严厉批评甚至被恶搞的那些人，许多人在过去的年代中以自己的方式为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面对当今现实，人们的不满情绪虽然可以理解，但一概地发泄到经济学家头上也有失公平。出思想是一回，被采纳进入战略与政策则是另一回事。一种思想，一种观点要进入操作层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学者的一种建言，就断定他应该为某种经济政策负责似乎不公允。

　　心灵与视野，即道德与水平，两者有某种联系，但相互背离的情形亦有发生。操守好，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操守好，学术水平平平是一种情形，操守差，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两者都差则是又一种情形。这四类学者中，双优秀是世人赞美的；双恶劣是世人唾弃的；操守虽好水平平庸者无害亦无益。反倒操守差，水平高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社会中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出生于苏格兰的约翰·罗可称之为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却相当有学问。他一手策划了并实际操控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计划”骗局，自己捞足了名利，却令法国殖民地密西西比经济崩溃。但这并不能掩盖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学术成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正确预言了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同时罗预言了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学问极好人品极差的典型人物。为了功名，他不择手段向上爬，在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同时，心灵也下到了人间地狱。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闪烁着光彩。可是他以权谋私，背叛理想，卖主求荣，其生活作风也极不检点。一时为世人唾弃。

　　新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的一项调查报告验证了我对中国经济学家从心灵到水平的判断。这份由英国布鲁耐尔大学刘芍佳博士主持完成的报告称，总体来看，国企改制过程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从统计学显著性来讲，60%以上的MBO(管理层收购)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大部分国资流失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改制过程造成的，因此去年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稀里糊涂的辩论”。(《第一财经日报》4月24日)对此，我赞成新浪财经2006年04月24日邓清波文章《一份稀里糊涂的报告》的看法：如此重要的报告，它的着眼点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查找问题，而不是为谁辩护。因此，报告撰写者所站的立场就至关重要：即使报告中所列的数据真实，它所反映的出来的问题仍然不容乐观，因为，“60%以上的MBO(管理层收购)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将近十成四的国有企业MBO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这个问题难道还不够严重吗？难道不够触目惊心吗？如此天文数字的中国国有资产中有将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还坚称“总体说来”国企改制资产流失不明显，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心灵出的问题就是学术水平出了问题！那我将会说，去年以来公共大众(特别是网民)对MBO的质疑与批评，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平台，展开了一场清清楚楚的国资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