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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红的企业家就整体而言已经过时了！中国当红的企业有几个能够再活十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是因为现在企业的经营法则和模式已经与以前完全不同；二是企业面对的对象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我看来，要么超越自己，要么激流勇退，是王石、柳传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
柳传志为什么分拆联想？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因人设事”，就是因为有杨元庆和郭为的两虎相争。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错误逻辑，但为什么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整个企业界却对此表现出“集体的沉默”呢？答案在于，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
中国的企业家群中也有清醒者，如王石就曾明确坦言:20世纪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模糊的运作方式，因为他们赖以起家的市场是无序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今天的市场已经开始变得规范和透明，那种赌博式的创业冲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成功机会，企业经营法则和模式已经与以前完全不同。
一方面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利益来源的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讲的文化环境，从“人”的观念方面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来说，正在造就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但这种繁荣与趋势，对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却可能构成了双重的挑战与困境。
问题是危机与压力从何而来？如果环境不能提供给我们危机与压力，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自我制造危机，自我加压，这就是所谓的“自觉之路”。很不幸的是，任何历史时期，自觉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这一点意味着，目前相当一批正当红的企业，基本上注定了最后的结局: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沦为过客，昙花一现。
中国改革这20多年，中国企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进程。这场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要让企业不是通过资源垄断和权力经济做大做强，而是回归到像宝洁、摩托罗拉那样的做大做强:通过培养员工独立的商业人格来获得文化动力，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管理获得持续保证，而通过对客户价值的尊重与把握获得增长动力。(原载4月4日《中国商业评论》，作者姜汝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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