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化过头的问题

　　何爱国

　　市场化，应该否定还是应该完善？

　　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真正起步仅仅几十年之际，社会就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市场化潮流，有的论断目前的市场化过头了，有的论断中国已经是市场社会，更有的认为我国贫富差 距扩大、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存在的根源在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要求遏制市场化，批判市场化，收缩市场化，甚至倒退回计划经济状态的呼声高涨。经济学界，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遭遇了90年代市场化改革取向以来最大的压力和困境。

　　反市场化的基本理由是：市场化产生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对商品和机会盲目配置造成生产无效率；市场自由实际上只是把处置权赋予拥有现存权力和资源的人，而整个社会却不民主与不自由；会导致分化的个人主义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样的反社会行为。论断目前中国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基本失败。教育改革被认为是在剥夺贫困群体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医疗改革被认为是在剥夺低收入群体享受生命保障的权利。国企改革，则被形容为“不改是死，改也是死”。

　　其实，我国的市场化还刚刚起步，远没有进入所谓市场社会阶段，连市场化的中级阶段也还谈不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化过头的问题。所谓市场化的弊端，有的是旧体制的遗留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结果，有的是新体制未形成或未完善的结果，有的是制度交替造成的摩擦性结果，有的则纯粹是小生产者所具有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思维的幻觉。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与经验表明：是市场化推进工业化，从而不断推动经济现代化。除了政治领域外，我国大部分领域都应该选择市场化的道路。要明辨的只是市场化的层次与方式。建立在试图削弱、甚至消灭社会分工和消费品短缺基础之上的无市场的计划经济，只会形成人身束缚、特权和等级等纵向依附型人际关系。市场缺位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市场形式上有限的平等和自由转换成为真实的、普遍的平等与自由。消灭了市场，也就消灭了真正平等自由的经济基础。可持续的经济工业化与经济民主化只有建立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皮尔森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一书里指出：“在任何可预见的将来，市场可能要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社会上一片打杀市场化的声音，与各国工业化初期工人因工作之劳累、待遇之差劣，甚至失业，从而迁怒机器，捣毁机器，本质相同。机器与市场其实是完全无辜的，有罪的是没有健全的制度、没有约束的权力和没有规范的伦理。市场化从来不会自动地带来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必须着眼于制度设计。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基根在《资本主义的幽灵》中指出：“如果人们的生活听任自由市场的异想天开，资本主义到真是一个危险的幽灵。”而“当市场被规范之后效果最佳”。明智的规章制度能够限制市场过分的损害。

　　何谓市场化？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市场化造成的吗？

　　所谓市场化，是一种以市场为社会基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化的经济本体就是市场化。从根本上说，现代化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社会和文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社会和文明的深刻变动过程。简言之，现代化是从土地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市场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知识文明)的跃进。创新竞争和获取利润不仅是市场人或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课题组认为，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运作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具有五个共同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从社会资源配置主体来看，市场化就是要消除权力因素对资源调配的干扰，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因素。市场化与其说是一种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样式，一种文明形态。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没有什么选择能够代替市场选择。当然，不能迷信绝对的自由市场，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正如警察不可能消除犯罪，同样市场也不会消除社会不公。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市场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最小限度内。

　　观察全球市场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依附于农业小生产的小商品市场到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商品市场；从几乎单一的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出现与完善，以及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全面结合；从传统的、具有非规范半规范特征的、主要以伦理和习俗约束的市场到具有现代规范特征的、主要以法治约束的市场；从具有强烈的简单再生产色彩的原始市场到具有持续扩展与升级特征的超级市场；从生产决定消费的生产主导型市场到消费决定生产的消费主导型市场；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含糊到清晰；市场中的产权关系从基本不受保护到通过法律和制度严格界定和明确保护；市场主体从依附于各种宗法关系、权力关系到走向建立在经济平等关系之上的独立自主。

　　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共服务行业，还是政府部门的公共用品采购，都应该而且可以市场化。教育是公共服务行业，教师聘请、校园规划、设施建设、图书购置、课题申请、项目招标等，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目前所谓的教育改革失败，事实上是以教育产业化为名的教育资源的权力瓜分与垄断。政府对教育资源投入增长缓慢，甚至大量抽取教育资源移作他用，教育资源被垄断、被分割，才使得教育资源短缺，教育收费居高不下。教育领域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根本不是市场化导致的，而是行政权力过大，约束制度匮乏带来的。降低教育收费和教育资源使用成本，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恰恰离不开市场化。医疗改革也是如此。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没有市场竞争难以做到。诚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剑阁先生指出的：政府应该对贫困群体提供医疗救助，但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医疗服务需求是有价格弹性的，当个人支付的价格趋于零的时候，需求会被扭曲和夸大。目前中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确实有不合理的方面。但国有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在增加政府投入、保留必要国有非营利性医院的前提下，相当一部分医院应当对多方办医开门，引进社会资金，改制成为营利性医院。这样，医院在展开竞争的同时，能够满足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要减轻患者过重负担，还应建立健全旨在社会共济、制衡供求的医疗保险制度，整顿孳生在现行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下的药品流通体系。医药商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哄抬药价，收取高额医药回扣，致使病人看病难，买药难，甚至出现天价医药费和见死不救等严重问题。这种现象，根本不是市场化所引起的，而恰恰是一些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互相勾结，垄断了医疗市场，使市场化改革重重受阻。

　　目前中国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受损严重等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市场化有关，而实际上恰恰在于反市场化非市场化的计划制度遗留，以及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的不完善。迄今为止，法治化的社会环境、为市场服务的行政理念还没有根本形成，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机会的制度安排还有待完善。市场化主体和市场化主要受益者还很难说是普通市民。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化、阻扰市场化的人，既有传统的小生产者代表和在市场化过程中受损的利益集团，也有在不健康、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化过程中已经获取暴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不少对市场化存有偏见和误解的人。

　　市场化在中国：太多，还是太少？

　　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还只是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的深层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转轨过程中又面临诸多新问题。我们市场化的目标还只是，力争到2010年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力争到2020年建成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化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范围太小、幅度太窄，其层次单一、程度低级。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大多数国有企业、专业银行等还不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国资产权还不明晰，有效的产权实现方式也未完全形成。产权侵害事件屡屡发生，产权主体意识和保护意识非常微弱。国企基本上不对其决策后果负责，破产制度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各种外来干扰。繁琐的行政审批和不必要的准入门槛仍然制约民营企业的生成与成长。旧体制中主要的深层矛盾仍然没有解决，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大型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政府职能之间互为依赖的“铁三角”关系。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量存在。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根深蒂固。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政府权力仍然没有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市场信用严重缺失，诸如统计信息、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拖欠货款，逃废债务，金融诈骗。许多关系到市场有效运作的重要法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至今还没有获得通过；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合市场化原则的规定。市场主体和社会法律意识淡漠。内外市场、城乡市场还处在隔离状态。某些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甚至与市场化背道而驰。要素市场远不健全。正规的乡村劳务市场不存在。乡村地产、房产市场则还没有发育。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没有建立。乡村基本不存在规范的资本市场。市场信息远不透明，乡村的市场信息基本是靠原始形式的口耳相传，信息市场完全不存在。大部分农村至今还停留在定期集市阶段。寄存在小生产者身上的传统市场陋习还深深地残留着。

　　市场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图式是：市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和消费的普遍的世界联系，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而人的自由与解放只有在真正的世界历史中才能得以实现。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是市场化开创了世界历史。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不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的确，在西方，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突破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科学技术革命，就没有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中国，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化的实现和现代化的成功。就全球而言，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真正的世界性联系，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史。工业化表明了市场的可持续扩展不可避免。因为工业化要求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愈来愈复杂化、高级化，只有市场化(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复杂化、高级化的要求。工业化如果不是由市场化内在地引发或内在地推动、引导，则其因缺乏持续的创新动力而难以为继。因此，现代化社会的中轴是市场化，而不是工业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超越市场化而能够完成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信息化。

　　中国政府和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认同了工业化，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市场化和理性化也逐步得到承认。20世纪初以来，“以农立国”，还是以“以工立国”，争议了半个世纪，工业化终于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市场化则遭到几乎一致的排斥。实际上，从工业化与农业化两条发展道路产生冲突以来，政府统制与市场调节之争就相随而生，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市场化的理由不外乎市场化妨碍社会公平，会导致两极分化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甚至会毒化社会空气，使“人欲”膨胀，最终引发“社会革命”。没有把市场化与人的真正解放(人的中产化、独立、自由、张扬个性、重视人的公民权利)、人的现代化(公民化、市民化、俗世化、科学化、理性化)、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科层化、法治化)和伦理现代化(交往理性、非血缘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伦理)等联系到一起。只是到了90年代以后，市场化才逐步占据政府与学界的主流认知。不过，在21世纪初由于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公平网建设不足，市场化又成替罪羊，受新一轮的质疑。市场化有弊，但不能把因权力不规范、制度不到位和缺乏社会安全网而扭曲的伪市场化(实际上是反市场化)当作经济现代化之中的市场化而痛加责难。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的公共伦理和成套的公平制度之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妨害社会公平，而是为社会公平创造更多的物质福利和权利保障。

　　但是，自中国现代化启动以来，市场化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和规范的伦理的营养支持而正常发育、成长。在政治权力本位和道德本位的土壤里，得到极大发展、甚至恶性膨胀的是官僚资本和权贵经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而后的各色“新政”、3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抗战以来的“以工建国”运动无不如此。制度缺失和伦理偏见的交互作用，导致市场化厄运连连。建国以来，到80年代，基于混合着前现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成分，而以前现代和后现代为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平台，商品、市场、资本、货币、雇佣等与市场化相关的制度与符号，一律受到猛烈的抨击。极端者，如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破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把与市场关系稍有沾边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连根拔除，却没有想到由此导致的不过是权力恶用和经济倒退。

　　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演进就是从小市场、伪市场和反市场通向规范有序、公平有度、合理有节的创新型竞争市场。支持市场化的各种制度、法律法规、伦理规范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市场化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健全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健全再分配体制，在社会支付能够许可、不出现“福利病”的范围内，把更多的人纳入不同层次的社保网络；加强反行业垄断和区域保护主义、促进市场公平有序合理有度竞争；建立真正内外沟通、城乡一体的统一市场；培育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相应的法治体系；规范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尊重市场发育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以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打破农村的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循环怪圈，破解传统的超稳态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充满曲折的历史过程。

　　(作者系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