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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上次埋下一个伏笔，我说“大胆地假定幸福是可以比较的”。这样假定，目的是要对边沁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分两刀来斩。先假定前提成立，说明其结论没有意义；然后再对付其前提，说明它也不成立。没想到读者眼明手快，来信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就让我再由此及彼，说得更远一点吧。
幸福程度确实不能作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刚开始读经济的学生，通常得练习用图线来表达常见的经济观念，诸如“我想到海滩晒太阳、而有太阳油就更想”、“我吃龙虾还是牛扒都一样”、“我说什么也得抽根烟”等。这些练习的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约定，就是幸福程度只能从个人的角度衡量，绝不作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因为那做不到。
然而，经济学把个人的“幸福程度”与其拥有的“财富量”分别对待，则是一项思维进步。用俗语来说，就是“有钱未必幸福、幸福未必要钱”。这样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解释了许多本来显得扑朔迷离的人类行为，例如“赌性”。
有些人喜欢冒险，哪怕赢的机会再弱，但只要赢一次，就能欣喜若狂，经济学家把他们称为“风险爱好者”；另一种人厌恶风险，哪怕输的机会再小，但只要输一次，就痛不欲生，他们是“风险厌恶者”；还有一种人对输赢的态度一样，只要两者机会相等，就不再计较，他们被称为“风险漠视者”。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见过一位大汉，他坐在三台老虎机中间，两手左右开攻，机械式地给三台老虎机喂代币。虽然喂进去的总比吐出来多，但他仍然若无其事，忙个不停，十足《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卓别林。如无意外，他是典型的“风险爱好者”了——付出极高代价，以求重温赢钱的感觉，那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家熟悉巴尔扎克(H. de Balzac)笔下的“守财奴”(见《欧也妮·葛朗台》)。那是个“风险厌恶者”了。钱少一分，就跟要他的命似的。问题是，我自己从来都能理解葛朗台，学了经济学就更理解他，丝毫没有看不起或嘲讽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也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多数人，则是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游离，有时冒险，有时谨慎。更常见的是，若处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他们就更乐意冒险；到了家境殷实的程度，他们就往往变得瞻前顾后，不愿轻举妄动。这是说，即使是同一个人，究竟是“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漠视者”，也与其所处的财富水平有关。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因“公平”而盛名远播。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证明“公平”是先于一切的“公约”。罗尔斯说，有人生于豪门，有人生于陋室，一切皆出偶然，只能听天由命；但是，在投胎之前，若人们能聚首一堂，他们会达成怎样的协议呢？
罗尔斯推断，由于每个人都对自己将来的命运懵然不知，为了规避风险，即使每个人都出于自私，他们也必定会达成一个“公平公约”，即在出生后“均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切，因为这样能使每个人的平均幸福程度达到最大。
罗尔斯这个关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比喻远近闻名。我的质疑是：即使有过那样的聚会，会上人们真会一致赞成“公平公约”吗？答案是未必！因为只要他们当中有些是“风险喜爱者”，那么后者就一定宁愿铤而走险，不会接受“结果公平”的方案。毕竟，即使在真实生活中，我们也没见过自愿买完彩票后、又要求全部参与者平分奖金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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