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反对教育产业化是一句很空洞的口号

　　周其仁

　　还没写完本文标题，就想到它要挨骂。但仍然坚持写了下来，因为前思后想，我认为无论怎样高喊“反对教育产业化”，还是无助于解决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是“产业化”或那根本子无虚 有的“市场化”，而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现在广招批评的“教育乱收费”，恰恰是教育不能满足需要的一种表现。教育政策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任务，是动员社会多种资源和力量大力发展各类教育的数量，提升教育的质量。空喊口号贻误时机，只会越来越被动。

　　先简单举证一下教育怎样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农村居民至今是我国人口大数，农民子女受教育的需要，满足了没有？没有。就是最起码的义务教育，全国而言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实。本届政府承诺两年内实现全部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如果做到了，是一项了不起的德政。我国农村天地广阔，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谈何容易！

　　不少农民已经离开了农村，这又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国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万、几千万。这些身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一部分把子女留在了老家乡下——我刚刚访问过的一个地方，“孩子只会叫爷爷奶奶，不会喊爸爸妈妈”。还有一部分，带着孩子在城镇打拼。这些进城农民子弟的义务教育权利，怎样切实保障？今年两会以后，看到一些城市政府发言人解说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两免”政策必须在原地解决的报道。“原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里的干部会把“两免经费”汇到每一个在外农民工手里，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吗？要是“原地”做不到，城市政府又管不了，这部分国民的义务教育如何覆盖？这就需要中央教育部门出场了。高喊“反产业化”，对履行该项职责显然也没有什么帮助。

　　再往城镇看。为什么“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凶？原因甚多。但是我以为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本报读者，都不会相信以下的说辞：那些大把“乱收费”的学校负责人，是因为脑子中了“教育产业化”论的毒，或者像某位公立大学校长最近说的，是因为受到了“泛市场论”的蛊惑。

　　冷静下来认识“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并不难。我们先问，教育为什么可以乱收费？我们国家已实现产业化或市场化的行当很多，粮食和农副产品、牛奶和饮料、

纺织品和服饰、鞋袜、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暖壶、餐饮、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电脑、随身听、手机……为什么都没有乱收费？是这些行当早就把“产业化”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是因为这些业者从来远离“泛市场论”，以至于个个都成了“完全不想乱收费”的圣人？

　　其实，以上提到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乱收费”。上世纪60年代初，不少大城市突然开放“高级糖果点心”和“高档餐饮”，把很多居民家庭多少年的储蓄一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是“乱收费”是什么？80年代的居民为一张“彩电票”付几百块还要走门子，不是“乱收费”又是什么？可是说来奇怪，那年头要是挤不进“乱缴费”的行列，人们还老大不乐意哩。

　　是的，天下所有“乱收费”皆因为有一些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供不应求”的状况越严重，形形色色的“乱收费”就越严重。这是“乱收费”第一定律，无论彩电还是教育概莫能外。要是说来骂去多少年，“乱收费”依然故我，甚至愈演愈烈，那就一定是在“扩大供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消除这些妨碍扩大供给的因素，破口大骂“产业化”一万年，“乱收费”还是挥之不去！

　　不要一听到把彩电、鞋袜、餐饮之类“形而下”的玩意与教育并提，就以为是在故意辱没斯文。没有这个意思。教育当然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就完全没有一点相通之处，更不应该以“反对产业化”为由，拒绝从其他产业部门怎样从严重的“短缺经济”转向“买方市场”的成功经验里，结合教育的实际情况来一点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方面的主要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

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永远需要。但是眼看那么多中小学生都远离父母、跨洋越海去“留学”，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不错，总有人误以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也不错，给定高额的海外留学费用，部分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显赫——不是“大款”就是权力人物。但是怎样看，也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的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又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得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历史的讽刺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我们要明白，在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条件下，“乱收费”事实上难以根除。今天压下去，明天就可能弹回来。要么就是变换形式，从“乱收费”转化为批条子、走门子和拉关系，或者两者并存——完全取决于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在这种条件下，教育资源、特别是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让全体人民平等地分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糊弄一时的对付招数，难道也算是一个“办法”？

　　治本之策是更大限度地动员财政和全社会资源，扩大教育的量，提升教育的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体国民特别是农民最起码的义务教育，首先要靠国家财力分配到位和落实，至于那些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标准的初等教育需求，以及国民对非义务教育更为庞大的需求，政府既然无力满足，就不应行政垄断，而要更大幅度地开放，以动员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加大投入。在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反教育产业化”既没有点明政策目标，也没有昭示政策手段和工作重点，因而是一句空洞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