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我们对市场经济还有太多误解和偏见

　　梁中堂

　　西方民族走在探索历史的最前列，正确与错误、卑劣与优秀，也都与这些民族相连。但是，如果把这个历史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和选择的过程，而且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以西方民族为主探索和形成了一个能够持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市场体制，那不正是上帝送给我们这些落后民族下海捕捞的渔网么！

　　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制度，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对需要通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才能进行的改革和建立的市场经济存在许多片面认识，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把我们没有做好的工作归结为市场化的改革，甚至于提出“过分市场化”的判断。这样的观念既不利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注重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社会性论述，而忽视马克思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自然性论述的倾向。其实，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观点，就是强调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性质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既不能跳跃也不可能靠国家法令取消它。关于这种“自然历史的过程”，马克思在先于《资本论》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家和宣传员来说，这是一段语熟能详的文字。但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没有把这段文字应用到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上。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和充满活力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法律的和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做以下逻辑推理。既然由生产力决定的“一定的、必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就是说，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或者社会经济体制就都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制要求，是无法选择的。问题仅仅在于，这样的经济社会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如何，如果不能有效适应其发展，或迟或早还要发生变革；凡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就将在历史上显示其较长的生命力。

　　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西方国家15世纪以来的市场体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形成和完善的过程，是在世界近代史时期处于全人类各个民族先进行列的欧洲国家不断摸索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简要叙述一下这个过程。早在14世纪以前，西欧各国的手工业和商品生产就有了一定的发展，14、15世纪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由于商品生产的需要，社会分工和生产作坊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到16、17世纪，西欧的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普遍和发展。日益扩张的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使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都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伴随其间数百年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是经济关系和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伟大变革。13-15世纪在西欧先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6、17世纪英国革命和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形成，以及同一时期西欧和北欧都不断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事件，都典型地属于生产力发展后强制要求社会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也都相继实施变革。从18世纪初、中期开始，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和变革表明海外殖民地并不是消极地仅仅“克隆”一个欧洲宗主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也加入到积极创造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制度的行列。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和法国共和革命的胜利，以及以这两个国家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人类探索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使命已经初步完成。

　　总结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13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就是一部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可以被解剖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属于马克思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变革，这是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变革。马克思曾用“手工磨”和“蒸汽磨”表述时代的区别，并说这方面的变革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第二个层次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即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以英国的历史发展为例，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要求社会财富取得价值形态，商品货币关系先后瓦解了传统的农奴制和不惜以“羊吃人”的手段摧毁个体自耕农经济，使英国基本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即所有制关系方面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完成“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个层次主要集中在马克思说的政治生活领域即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用法律和政治制度把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规则固定下来，以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转。所以，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法律体系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都是社会生产力经过数百年选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第四个层次主要集中在精神生活领域，表现在宗教、艺术、哲学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以英国人为代表崇尚个人价值和强调自由、张扬个性的观念，滥觞于

意大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发源于德国宗教改革对人的解放和进一步从教会教义中挖掘出对人的尊重、讲究人的尊严，等等，都极大充实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且有利于塑造出信仰自由、服从法制、有诚信、讲究职业操守、遵守市场规则和具有市场经济理念的民族。

　　我们以上主要只讨论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段历史，市场经济在欧美国家取得了比较完成的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约200年里，生产力之所以能够以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速度飞快发展并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是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法律和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各个方面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形式分不开的。西方国家通过不断社会实践成功摸索出来的各种社会形式，特别是在这些国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关系、法律和政治制度、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是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

　　马克思认为，在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的历史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社会由自给自足的产品生产转变为全部劳动成果普遍具有货币形态，其历史条件的形成和转变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当然，这个时代的旗帜是和一个被马克思严厉批判的叫做资本主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经过数10年科学研究后，马克思不仅继续保持对这个时代的批判，而且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将为新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是通向人类更高社会形态的一个阶梯。固然，这个时代在发展和进步时充满了血与火，伴随那个先进生产力发展与扩张的不仅有对被马克思称之为雇用劳动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且还有对落后民族的侵略与掠夺。挫折与失败，进步与反动、丑恶与美好、真理与邪恶，都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由于西方民族走在探索历史的最前列，正确与错误、卑劣与优秀，也都与这些民族相连。但是，如果把这个历史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和选择的过程，而且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以西方民族为主探索和形成了一个能够持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市场体制，那不正是上帝送给我们这些落后民族下海捕捞的渔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