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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对于张维迎与鄢烈山关于“理性和直觉”的论战，我写过一篇理性VS直觉的短文，我认为鄢烈山的直觉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改革的民意和民情，但近日读到鄢烈山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将“理性”请下神坛》一文后，我觉得鄢烈山所说的“直觉”有些过了，尤其是鄢烈山更引用美国总统里根当年减税的经济政策，以此来说明里根就是以
直觉胜了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这就更过了。
鄢烈山这次犯的错误在于———他在试图把张维迎的“高高在上的理性”拖下来的同时，却将自己的“直觉”推得更高，并把里根在上世纪的经济政策拿来作为自己的例证。按鄢烈山的说法，里根完全是凭自己的“直觉”制订和执行其经济政策，并获得了成功的结果，“从1983年初开始，美国经济峰回路转，一举走出70年代的‘滞胀’困境，取得了连续6年高速增长的成就，里根也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鄢烈山正确地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政策的功效，但他没有说明的是，里根的经济政策并非出自于自身的直觉，而是在非常理性的经济理论之上制订和执行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供应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虽然当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经济学家推行“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JudeWanniski在1975年命名。除了JudeWanniski外，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和ArthurLaffer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是著名加拿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ArthurLaffer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顾名思义，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凯恩斯“需求”理论在70年代的失败，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供应学派”下的减税的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里根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用极通俗的话，并富有感情地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传达给美国大众，即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多数选民接受了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是因为支持里根的选民在理念和直觉上对里根经济政策有了认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当时不是里根而是某位经济学家将“供应学派”经济学理论呈现给大众，美国那些支持里根的选民是听不懂的。后来，里根又以自己的魅力说服了民主党领导的国会。正如鄢烈山所指出的，里根经济政策是民主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我是同意鄢烈山观点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内行，但国家的经济政策是需要经过民主的过程，而民主制度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民主，也包括经济政策上的民主。
鄢烈山等时评家通过“直觉”反映民意和民情，其用意应该是在这改革的关键时刻为民请愿，为广大民众多争得一些应得的权益和话语权，但“直觉”走到极端，也变为高高在上，反而对民不利，因为如果只求情绪宣泄得痛快，却不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付诸实践，就会有更多的分配不公发生。与看似“直觉”但却又有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政策一样，中国的改革方案也是需要经济理论作为基础，而在制订和执行经济政策上，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理想中的公平方案无非是全部推倒重来，所有中国人都有一个平等的起点，但那样的平等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创，是不可行、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如张维迎也是可以理性地根据经济理论拿出建议的经济方案来，甚至可以是和平的“赎买权力”之方案，因为过去变革中的权力和利益转换也都是付出了不同形式的代价，但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不可以确定权力的交换价码，政府里的政策制订和决策者也不能随意确定价码，当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建议与张维迎不一样的方案。在经济学家所提理论方案的基础上，政府的决策者们制订具体的经济政策，但政策的最终出台必须通过一种民主的形式得到民众的认可，因为民众要付出代价。当然，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没有完美的改革方案，而不改的方案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更为不利，但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交出了“赎金”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那是绝对不能要的改革，而经过民主过程所产生的方案应该是对所赎来权力的最适当的保障。
因此，建议按20多年前的经济改革试点一样，先在一个小范围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焦点问题———例如产权问题做出试点，同时控制现有国有资产的改制，并对以前的重点资产改革进行清理。毫不夸张地讲，这一次的改制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和平的变革，是落在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肩上的一个历史重担，而单独任何一方都担当不起这史无前例的改革责任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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