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丙志：计划经济年代的高福利不应急于市场化

　　黄丙志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坚定表明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心，改革不能动摇，更不能退缩。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没有错，容不得半点怀疑。但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何处？哪些领域的改革存在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如何进行攻坚和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考量。

　　反思中国近28年来的改革历程，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面临的问题似乎突然增多。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体制问题、医疗体制与公共卫生问题、国企深化改革问题、“三农”问题、土地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问题、金融改革问题……在很多领域，矛盾都有加剧的危机。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清醒地总结出当前改革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一“快”一“慢”上。一“快”，即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市场化步调过快；一“慢”，即要素资源分配部门“双轨制”改革的步调过慢。这两大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形态和地位存在截然差异，前者以非竞争的公平性为特征，主要由政府推动；后者以竞争性为特征，强调市场力量。

　　从我国的改革进程来看，我国的市场化进展速度是较为迅速的，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前27年的时间里，我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而要素资源领域的市场化进展缓慢。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要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在要素市场化方面，只有劳动市场化速度相对较快。相对而言，我国

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条件都还远未成熟。

　　总体上说，我国要素资源领域市场化都走了一条 “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在较短的时期内促进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必然出现“寻租”现象，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内生出改革的惰性，甚至遭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抵抗。现行这方面比较突出的表现，既有电力、金融等垄断部门的“高福利性”的不思进取，又有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形式主义，更严重的是拥有行政决策权力的政府部门的“权力垄断性”的权钱交易。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土地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等等。不可否认，我国渐进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获得了“北京共识”的美誉。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经济真的有可能滑向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泥潭。反思改革走过来的道路，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下一阶段要素资源分配领域的改革需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尽快按照规范模式过渡到市场化形态，改革方向要以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为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即使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力量，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总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此，这里强调的是规范化、透明化和高效率运作，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与有效性为目标，不是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要素资源分配领域。

　　另一个矛盾焦点就是农村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丧失过快，突出表现为教育体制问题、医疗体制与公共卫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等等。改革开放前农村农民享受传统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基本免费，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差异很小；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这些福利丧失殆尽。过快“市场化”的结果是农民无钱看病，无钱供子女上学，城乡差距悬殊，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城镇中的百姓在改革前有住房、有医疗、有劳保，子女教育不愁；而改革后，房子、教育、医疗成为普通百姓的新的“三座大山”。

　　以卫生医疗为例，1978—2003年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1982年的39%高点下降到2000年的15%低点；相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比从1978年的20%低点上升到2001年的60%高点。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占总体医疗费用的比例，相比低收入国家27%的平均水平落后很多。美国政府支付的至少占总费用的45%，更是中国的三倍。可以说，是医疗过快的市场化和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下降共同导致了我国农民与城市弱势群体“累退”式的卫生医疗付费。以至于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进行的卫生体系绩效评价中，中国卫生业绩综合评价列第144位，社会内部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还指出：“到70年代末期，(中国)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以村为单位统筹医疗经费的合作医疗制度。纵横比较可见，卫生医疗体制过快市场化改革的步调存在很大问题，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

　　从社会稳定过渡的角度看，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高福利不应该急于市场化，借鉴欧洲模式应该是较好的选择。当然这里不是否认社会保障市场化，但其自身市场化的含义值得探讨。笔者认为，社会保障要为劳动力市场服务，与劳动力市场实现良性互动；社会保障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供给或配置，基础功能部分需要公平，其高端服务完全可以根据不同劳动力市场特点实行市场化。依据福利经济学原理可知，劳动力等要素高效率配置可以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社会保障均等化政策有利于实现公平。适度合理的社会保障有利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配置的高效率有利于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并进一步支撑社会保障的发展，从而“效率”与“公平”共同协调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如今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期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如若社会保障制度能进一步完善有效地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良性互动，则户籍制度将自然名存实亡。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这是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内涵。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实现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不断增强国家

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