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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到1%以下，经济学家一定会出来告诉民众，经济中出现了通货紧缩，政府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调低银行利率水平，以便激励企业大力增加投资，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增长不至于放缓。
但是，当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GDP快速增长、经济一片繁荣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降到1%以下时，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种现象仅是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就能够解释的吗？
在市场体系中，各生产要素的投资回报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如土地的租金、劳动力的工资、资金的利息及企业的利润等。而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下，这些用不同方式表示的投资回报率应该是平均的，否则，由于要素的代替性，就会让资源由一个要素市场流向另一个要素市场。
目前我国却存在着矛盾现象：一方面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繁荣，一些企业、一些行业取得高利润与高回报(甚至暴利)，另一方面一些要素的价格却压低到难以想像的水平，如不少行业劳动力工资与银行利率等。
这种不同投资回报率的严重不均衡，是市场使然，还是人为结果？笔者认为是前者。
国内银行利率水平为什么低？因为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下，其价格无法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如目前国内的银行体系内，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优质企业成了“二银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十分困难；一方面在正规的银行体系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扣税后1.8%)，另一方面民间信贷市场利率达12%以上的水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率水平均与GDP增长成正比，但国内银行的利率水平则基本上与GDP成长相背离，并且中国利率水平下降时就与国际市场看齐，但在国际利率水平上升时，国内利率则不随之变化等。
这种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国内各种经济行为扭曲的关键因素，由此所导致的经济风险会越来越严重。首先，会导致投资过热。我国经过几次宏观调控，效果为什么不显著？主要在于国内的低利率政策，不仅使资金使用效率低，而且也表明资金使用成本低；不仅制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而且谁获得谁获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过热也十分自然。
同时，由于资金成本低，资本替代效应就容易发生。比如，资本对劳动力替代。因为，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比如，从1994年以来，国内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全面上升(主要表现为资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达6倍)，对促进就业极为不利。
还有，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财富转移机制。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收政策等，这些财富转移是通过明示的方式进行的，但政府的利率管制是以暗示的方式来转移社会财富。如目前银行体系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扣税后1.8%)，而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达12%以上的水平，相差6倍多。对于目前国内1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来计算，那么一年财富转移就达1.5万多亿元。如果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若上升3个百分点，那么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4500亿元。而这种社会财富制度化转移，不仅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
总之，国内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严重扭曲了市场利益关系。如果中国经济对现行的低利率政策不加警觉并及时调整，重蹈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之路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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