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再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

　　李健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目的决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非常广泛。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直变化着，并将继续变化、深化和扩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一直变化并将继续变化。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普适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学教育急待改革和优化。

　　关键词：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 研究范畴 研究范式

　　一、问题背景

　　近年来，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实际上都遭受到了一些质疑。[①]田国强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以下简称《分析框架》)一文，该文更完整的版本实际上在2004年末即在网上广泛传播，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反响。钱颖一(2002)、许成纲(2002)、林毅夫(2001，2005)等的相关文献也高屋建瓴，对国内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有非常大的促进，影响深远。另外，樊纲(1995)、崔之元(1995)、张曙光(1996)、汪丁丁(2001)、陆懋祖(2004)、陈平(2005)、余斌(2004,2005)、刘国光(2005)、邹恒甫(2004,2005)、雷鼎鸣(2005)、张五常(2005)、陈志武(2005,2006)等学者均对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两方面都事实上形成了某种交锋。毫无疑问，对相关问题做足够的清理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难以知道自己在究竟哪个层面上分析问题、讨论问题，难免盲人摸象，同时对研究范式的使用也会大受束缚。由于所涉问题意义重大，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的热烈争论显示出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明晰，因此本文不揣冒昧，就相关问题再做进一步的商榷和辨析，抛砖引玉，供学界批评和参考。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涉猎领域广泛，问题层次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子学科众多。经济学特定的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目的，对应着现有分析技术条件下特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适宜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亚领域”以及“亚亚领域”通常对应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和不同的研究目的，它们需要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与之适应和匹配。科学史和现代科学哲学告诉我们，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在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先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二、关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学。学界对于经济学(研究)如何界定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范畴派”，即研究某些特定问题才是经济学；另外一种是“范式派”，即以一系列特定的术语用一些特定的方法研究问题才算是经济学(雷鼎鸣,2005)。分析起来，这两种界定方式都有失偏颇。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两者之中挑选一个，“范畴派”或许更合适一些，因为纵观经济学两三百年的发展史，当初研究的问题今天大多可以依然继续研究，虽然有向纵深发展，变化相对并不大，但是研究范式却是斗转星移，变化极大，若以此为判据，大概每过二三十年就得修订一回经济学的定义，学科定义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将因此荡然无存。经济学这种“研究范畴相对稳定”、“研究范式变换不定”的演进特点相信未来一百年也将依然如此。

　　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同样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马歇尔(1890)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中这样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曼昆(2004)在其《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高度肯定马歇尔将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同时他更简明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界定为“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曼昆这种界定与萨缪尔森在其第十七版《经济学》教科书反复修改后的界定非常相近。萨缪尔森(2003)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可以明确的是，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的确切界限，学术界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认定。上述三种界定应该是目前经济学界的主流界定，但事实上它们都存在瑕疵和不足。例如，马歇尔强调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意义重大，在微观层面的外延宽度相对不错，但未做特指，这种界定难与同样也会研究“人”以及“人的动机”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更严格、更具包容力和针对性的说法至少可以进化为“经济学是研究主体为获得更大效用满足的行为(以及行为对象)的运行规律的学问”。

　　强调经济学要研究“行为的动机”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对人的动机以至行为的研究与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有何区别？更确切地说，在诸多相关问题上经济学与它们的出发点、分界线以及着重点有什么区别？现代经济学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对特定主体在特定心理结构支配下的行为表象的研究。市场里的货币(数量、运行速度和路径等)、价格、商品数量以及其他特定形式的契约达成和实施等，都是社会行为表象中的一些特例和局部表象，它们都包含于社会总体的行为表象。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更象是一门行为科学而非心理科学 [②] ，虽然它必然基础于后者。

　　经济学对于“主体行为的对象”的研究有时候会过度专注，以至到只见“物”难见“人”的地步。但作为经济学，它所研究的诸多的“物”(包括信息)的背后必须或明或暗地有人与之关联，经济学这种对“连接着人的物”的研究由此区别于物理学或化学那样的纯粹的对物的研究。

　　更进一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触角实际已经不局限于个体的人以及人类社会群体。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经延伸到了动物界其他物种，尤其是高等动物。并且相关研究发现，由于各种动物特殊的“偏好”、“有限理性”以及“自利性抉择”，各种动物的(经济)行为表象非常有趣，有些高等动物(如猿猴)的某些经济行为特征甚至与人类非常接近。总之，现代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对猿猴、大象、狼、海豚、鲸鱼等动物个体或群体进行毫不牵强的经济学分析，其中包括对动物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制度和契约的经济学分析。这些“动物经济学”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甚至可以一定程度地帮助我们克服诸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盲点。

　　萨缪尔森和曼昆的界定特别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由于社会至少是二人以上的多主体系统，所以此类界定均存在瑕疵。经济学不单研究(人类以至动物)社会，也研究单独的个体——理想的单人系统中的鲁滨逊行为(例如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在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实际都在不同时候处于程度不同的鲁滨逊状态并伴随有各种鲁滨逊行为。显然，萨缪尔森及曼昆的界定社会性太强而个体性不足。另外，他们的界定很大程度是“资源配置”式的，虽然这种界定已经可以允许从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往外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但它局限在“资源配置”这一并不具有普遍包容力的视角使得一些经济学研究的归属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例如，有些宏观经济学问题与“人类一般生活事务”以及“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联系相对间接而遥远，如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甚至是“汇率或利率变动对一国不同主体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相对远离“人类一般生活事务”或“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经济学问题，此外也包括诸如对战争、复仇、宗教等相对特殊的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等等，不胜枚举。萨缪尔森《经济学》更早期版本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经济学是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这类界定无疑更为狭隘。显然，经济学不单研究市场经济系统，也研究而研究非市场经济系统——完全的计划系统。当然，在理论上，如果将市场界定为特定环境中或将发生缔约或制度形成活动的主体群，并将制度与契约之间总难以合理界定的分界拆除，完全计划系统转变为千姿百态的广义市场系统的一个特例。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界通常习惯把(狭义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地并列。

　　顺带指出，“马歇尔界定”特别强调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主要”虽然或许值得商榷，但强调经济学要研究“行为的动机”意义重大。过去一百余年中(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各种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以及神经学、精神病学)长足发展，并在广泛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研究人的一切活动。人类一切活动背后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心理以至行为。但实际情况是经济学对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并不充分。经济学急待提升其研究对象——“经济人”的偏好函数和行为特征的真实度。丹尼尔·卡尼曼因为把心理学有效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进而将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们的感受、偏好和决策问题向前推了一步，弗农·史密斯因为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经验经济分析方面的杰出表现，二人分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加里·贝克尔因为对人类一般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方面的特殊贡献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行为经济学(尤其是行为金融学)近年来有长足发展态势。这些都是难得的转变。

　　但在绝大多数时候，效用函数(或更表象的偏好函数)对于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实际上都依然是“深度的灰箱”，因此对个体真实效用函数(或更表象的偏好函数)特征的探密性研究本身意义重大，它是经济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两位研究者所关注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例，不确定性是个体在现实抉择活动中普遍面临的问题，确定是不确定的特例——主观概率极高的不确定，确定非常稀罕，不确定遍地皆是，但个体面对不确定性事件(例如收入流)到底如何反应，效用几何，在形形色色的不确定与确定之间到底如何偏好，是极端的难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许多经济学问题(尤其是金融学领域)，属于基石性难题。毫无疑问，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函数只是一种无奈的假定，它直接基础于独立性公理的成立，但是“对不确定的偏好次序与既有资产状况无关”的独立性公理远离真实是显而易见的，破坏性反例俯首皆是。该问题的较好解决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要做。可以肯定地说，该问题的较好解决一定还对应着一次甚至几次经济学诺奖。这种对真实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的探密性研究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这一领域的研究甚至可以包括过去几年兴起的、以奚恺元等为重要推进者的幸福经济学(Hedonomics)。此外，国内汪丁丁等学者近年来强调经济学对神经 [③] 和精神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人不单是“物质的人”，更是“精神的人”。宗教以及精神的修炼可以理解为对主体效用函数和偏好函数的修炼和优化。现实中的个体效用函数、“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偏好函数以至目标函数都可能随时间而变化。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的改变也可以导致效用的显著增进或衰减。经济学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极其欠缺。

　　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狭隘理解，导致一些人针对经济学对人类一切行为和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做“经济学帝国主义”指责。这种指责不仅来自经济学以外，也来自一些固执地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仅局限于诸如商品和市场等范畴的经济学人。但是，这些指责无力阻挡现代经济学对几乎所有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进行以坚实逻辑基础为支持的剖析。事实上，这也正是过去几十年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田国强在《分析框架》中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如何权衡取舍选择的学问。”这种不提“社会”且宏观和微观兼顾的界定方式规避了曼昆界定和萨缪尔森界定不能针对鲁滨逊经济的瑕疵，但它依然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人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严格划分标准，究竟什么是“经济现象”和“非经济现象”的严格划分标准，又将成为一个新的、很容易引起争议并且难有一致认同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个体所有的有意行为以及潜意识的习惯性行为 [④] 均属于经济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主体为达到、实现和满足各种有意无意的目的，进而获得效用满足。这就是说，人类(以至动物)一切个体行为(其中也夹杂一些无意识行为)、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现象都属于广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小到衣、食、住、行、性、爱情、婚姻、家庭、学习、工作、娱乐、购物、投资等一般行为，大到公共抉择、政治、战争、复仇、行善、审美、哲学思考、宗教等一切活动，这些行为和现象皆可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不存在“非经济行为”或“非经济现象”。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有较充分的理由和合理性。这也是过去几十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变得如此庞大复杂的重要原因。回头而观之，前述“马歇尔界定”还存在另一瑕疵：对“非一般生活事务”既缺乏明确性，也缺乏针对性。

　　另外，《分析框架》一文的界定还高明于前述诸多界定的一点是，它强调经济学也研究“(行为)现象”，因此更具包容力。如前文所述，马歇尔、萨缪尔森和曼昆的界定相对比较偏微观，并且对某些社会现象也缺乏足够而直接的包容，狭隘性和局限性是明显的。

　　我们反观现代经济学的主体部分会发现，以价格理论为主体和主源的微观理论以至各个方向上的局部膨胀和延伸，以及凯恩斯所开创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它们所覆盖的人类行为是有限的。安德鲁·肖特(1981)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价格理论(货币金融理论与之紧密相关)一直被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在研究和讲授，但是价格类契约仅仅只是万千类契约(制度)中的一类，价格理论因此实际只是制度与契约理论的局部理论。罗纳德·科斯等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即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仅仅只是制度与契约理论的一个局部理论，而不是相反。此外，还有大量的非契约类行为也毫不牵强地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完全可以对违法、犯罪、军事和战争等行为和现象进行有效的经济学分析。

　　总之，虽然过去几十年至今现代经济学正在如宇宙大爆炸一样向各个可能的方向飞速突进，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学术无禁区。只要是人的行为，以及与人的行为和苦乐紧密相关的问题，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经济学莫不可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辨析并非奢望确切给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虽然或许可以做到更确切)，而是希望明确，它远比我们通常所以为的大得多，丰富得多，并且经济学(以及其他任何学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它们因诸多的原因历史地变化着，难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只是预测、顺应和推进。

　　三、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人的有意行为自然意味着有特定目的。经济分析的目的因人、因研究内容、因研究背景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经济学研究也可以没有特别目的，研究人的行为和各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如此本身就是目的，即所谓“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或曰“经验研究”——研究“真实世界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那样运行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一些人以为实证分析就一定得是数学化、模型化，没有数学或形式化模型就一定是“非实证”的，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数学化、模型化等与实证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可以完全是建立在一系列与现实极端背离的假定之上的逻辑推演，这不但不是实证，而恰恰是“非实证”；反之，没有任何数学或形式化模型的研究，也可以实证性非常强，因为它可能正是在分析和研究“真实世界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那样运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对应。实证分析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相关关系必须经过谨慎而充分的逻辑检查才可上升为因果关系。此外，经济学总有许多重要的因素无法被数量化处理。

　　另一类研究则(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带有诸多的目的，这些目的可能是希望在不破坏既有制度和契约框架前提下研究如何采取最佳的策略和行动(其中包含合作博弈)；也可能是在既有的制度和契约要破坏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非暴力地促成制度(契约)以某种方式生成某种新型态，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用满足；还可能是研究在特定的条件下，主体如何采取包括偷盗、抢劫和战争等一切非契约化行为在内的诸多策略和行为，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用满足(其中包含非合作博弈)。第一类并不涉及到“给出新的制度或契约”问题；第三类则可能是完全的非市场化、非契约化行为。但经济学并非不能分析它们。因此，田国强《分析框架》一文所强调的包括给出制度安排在内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 [⑤] 《分析框架》一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更大程度上是机制设计领域(即第二类研究)的常用分析范式，虽然它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政策研究以及管理咨询方案的设计等这类大量的“形而下”的研究活动均属此列)。当然，以上三类经济分析一般都需要尽可能充分的实证分析作为研究之基础。

　　对某些中观问题或宏观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对将要分析的对象(个体、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做或现实或理论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的逻辑演绎以及对分析结果或许有的经验验证等三个方面，第三方面工作的实证性最强，它必然包括对第一方面内容以及推演结果的综合实证，由此验证的逻辑推导工作的正确性，或者检验模型或许存在的漏洞。但这并不是说，一次经济学研究一定要上述三方面都具备才完整(能够作到当然最好)。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分工已经非常细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篇经济学论文可能仅就某一特定问题侧重第一、第二两部分做研究，也可能只有第三部分——纯粹实证检验，还可能仅为第一部分做准备工作，例如仅对现实的主体(对待特定风险的真实态度或“消费-储蓄”抉择)和诸多主体性组织(如企业或家庭)究竟如何运行做研究。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常见形态，不必苛求面面俱到，但须有足够清楚的交代——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层面的工作。有的研究甚至将这三方面的工作揉在一起进行，夹叙夹议，难分彼此，这种分析范式并非不可，但往往不容易被检验和讨论，复杂问题尤其如此。

　　另外，有人认为，经济学不研究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应该怎样行为”这类规范性问题。这是错误的。规范研究是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重要的是规范研究必须要有特定的规范标准，没有标准则无所谓规范。规范标准的产生是外生的，任意给定的，不必有什么道理或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基于自利和最大效用的策略及行为分析，甚至也可以被认为是特殊的规范分析，此时规范的标准就是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规范分析并不排斥数学化、模型化、理论化。同时顺带澄清，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也并非互补地并列，既存在“既非实证又非规范”的经济分析，也存在建立在大量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规范经济分析。

　　举例而言，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关于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怎样地研究怎样的经济学问题一直有争论。其实，从某种角度讲，这很大程度不应该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术问题来讨论，它更主要是一个现实的公共选择问题(公共财政支出问题)——纳税人提供的经费在经济学教学科研领域应该如何支出，如何“导向”。显然，不同的规范标准，衍生出来的政策方向可能会大相径庭。如果以国际上目前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准为规范之标尺，答案是显见的；如果以国家(尤其是执政党)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为据，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如果两者存在冲突，究竟以谁为现实的规范标尺呢？即便强调国家意识形态，这一工作究竟是放在执政党的党校完成还是放在一般大学里完成？即便是在一般大学，究竟是放在政治思想课上完成还是放在的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完成？这些问题，值得纳税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公民慎重考虑的。总之，相关问题需要通过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问题解决逻辑来解决，而不是其他途径或方式。而如果是在国内学术界这个松散的俱乐部中以国际上目前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准为规范之标尺讨论该问题，也应该逐步分解和明晰一系列的“子标尺”，否则讨论依然难有成效。至于学者在“学术自由”范围内的自主选择，则是个人权利，他人所无权干涉。

　　四、关于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与方法

　　特定的经济学问题所对应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决定着应该使用怎样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才相对更合适，更有效。前者是目的，是“主”；后者是工具，是“客”。

　　“范式”(Paradigme)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后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虽然并没有一致而确切的定义，但大体上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比较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研究者群体所大致认同并经常使用的(科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出发点(假定)、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的综合，尤其侧重于一系列常用的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因此，严格说来，研究方法包含于研究范式。作为科学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者，库恩认为，科学其实无所谓真理，科学革命主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范式就如同衣服，合适就穿，什么合适穿什么，不再合适就换，不必一直固守。库恩的“范式”思想和科学史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均有非常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库恩的历史主义范式观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物理学)还可以有些争议的话，在经济学领域则具有极好的针对性。纵观经济学两三百年的发展史，甚至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有效的研究范式，相反，每一次研究范式的扬弃都是经济学的革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学的发展将会依然如此演进。

　　以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例，从最开始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均量分析到边际分析，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以及后来的计量分析、博弈分析，每一次更替和扬弃都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次革命，同时自然也对应着经济学本身的一场革命。这里的扬弃不是说完全的抛弃，而是对某一些问题有了比以往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在今天，总量分析、均量分析、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等依然在使用，并且相信再过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依然如此。而借鉴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诸多学科的分析工具研究某些经济学问题，有时候也可能效果奇佳。例如，借用复杂科学中的相关分析工具(如“混沌”)研究诸如金融市场这类复杂巨系统的某些问题，可能远比通常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包括博弈分析)更为有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这类似乎特别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讥为异端并排斥之。

　　在实证研究领域，计量分析在过去几十年中长足发展，各种计量方法非常丰富，获得经济学诺奖无数。但英文“Econometrics” [⑥] 更合适的中文翻译应该是“经济计量学”而非“计量经济学”。即Econometrics主要是一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而非经济学理论。计量技术之于经济学，类似CT技术或核磁共振技术之于医学，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力的实证手段，即使做得再漂亮，它们与全面综合的诊断以至“开药方”还是有相当的质的差别。

　　综观田国强《分析框架》全文，它很大程度上在试图给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如前文所述，《分析框架》提出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机制设计理论领域的研究范式。机制设计理论以及制度分析可以理解为对价格理论(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以及一般均衡分析)的扩展，即前者包容后者，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意义上说，田国强的五段论对以往的主流经济学的大多数问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科斯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微观部分)，但对于许多宏观问题，以及前述对真实效用函数和偏好函数本身的研究等，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力，这是自然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并且估计也永远不可能存在针对一切经济学问题皆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关于这一点，一个直观的理解可以类比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从微观、超微观到中观、宏观以至宇观，各个领域(如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医学、生物学等)问题相差极大，研究范式千奇百怪，我们怎么能够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解决一切问题呢？简单以气象学为例，其重要的微观基础自然离不开分子、原子、电子的运动，但是如果局限于研究分子、原子、电子的运动规律的工具和方法，则很难把握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气象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多人系统甚至人口庞大的国家或社会的科学，问题也从微观到中观、宏观，各个层面，也有无数的领域，我们又怎么能够奢望找到一种研究范式有效针对一切问题呢？

　　另外，库恩在晚年特别强调“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⑦] ，并认为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范式”。不可通约是指对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或范式之间不可互译，不可比较。库恩认为，“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这也即是说，在经济学这样研究内容极端庞杂、问题层次多样化的学科内，各个子学科领域实际上都会有自己的体系和研究范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经济学这个包含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微观问题的超大领域中追求完全的通约，只要各种特定的“微分析范式”合适于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就好，尤其不应为了维持既有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和高通约性而扼杀“异端”，不容许一些领域研究范式的单兵独进。我们不必也无力要求经济学只存在一种统一的、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一切只是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对应的微体系之间哪怕是补丁重重也没有关系，到一定时候自然会有新的更适合的范式和相应的体系出现。对于所谓的“异端”，无数的科学史实表明，“异端”完全可能正对应着一个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演进方向。纵观经济学史，后来成为主流的东西一开始几乎都被旧有的主流斥为“异端”。不合理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自会被淘汰，淡忘。科学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有更多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可供选择。当然，追求更高的通约性也可能成为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一如爱因斯坦晚年之追求，但科学发展有其本身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它如何演进并不以研究者的一相情愿为转移。

　　这就是说，在对待经济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问题上，一个开放的心态远比保守的心态更加有益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而宽容地看待各种研究范式的竞争以至“新陈代谢”，对科学发展会更合宜，也更少犯错误。科学研究始终只是一个过程。现实的经济学研究只是经济学演进过程中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环节，不要奢望提供什么终极真理，虽然我们可以为提供尽可能更加具有现实解释力和直观认同的理论而不懈努力。我们能够做的是对各个特定领域的未来演进方向和路径形成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并且促进这种演进，尽量避免做昙花一现的徒劳，更不要抱残守缺，抱住一些鲜有多少理论进化意义的教条不放，做鸵鸟埋首沙堆，拒绝面对任何质疑，拒绝学习任何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

　　五、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假定

　　经济学与其他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主要是人类行为(现象)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问题。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往往在广义自利人等诸多或清晰或潜在的假定或条件下，研究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人的行为以及为什么会综合出来如此世间万象。

　　由于现实条件复杂以及难于接近和刻画真实等限制，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在一系列假定之上演绎的。这些假定有的离现实比较接近，有的则可能远离现实，甚至与现实根本相背，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假定零交易成本、完全信息、完全理性、确知未来、效用函数确切、制度规则外生且固定不变等等。这遭到许多的批评，甚至包括来自经济学内部一些大家的批评，例如科斯、张五常等崇尚“研究真实世界”的学者讥讽那些建立在诸多远离现实的假定之上的经济学分析为“黑板经济学”。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仅仅只是科学研究一个必经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其意义并不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关于现实个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经济学知识，而在于提供一系列不断接近真实的标杆和基准(许成钢，2002)，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子就建立出在各个方面都极端逼近真实的理论体系或模型，并且在一系列特别的假定(包括潜在假定)之下，相关的推演过程本身一般无错，并且它便于逻辑检验，对错易判，而且这也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科学必须是可被证伪的”原则，即不可被证伪的大多是信念或迷信，而不是科学。相对而言，后一种认识更深刻一些，合理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太长久、太过于沉湎于这种远离真实的“工具主义”游戏。科斯等人的指责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忽视理论的假定(尤其是潜在假定)和局限盲目将这些分析的结论作为“知识”甚至“真理”来学习、传播，而这也确实是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人非常易犯的错误，这自然也是现代经济学一直招致一些人猛烈攻击的重要原因。其实，同样的东西，关键在你怎么样对待，如果将过程性的东西当作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甚至真理，谬误自然开始降临。

　　当然，反对者会说，如果不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甚至真理，搞那么多“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深刻的科学哲学问题。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接触真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一些无奈而渐进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工具，除了不断地改进假定以吻合现实状况进而分析并验证相应结果，我们有更好的路径吗？在某些问题上或许有，例如适当放弃建模的方便和漂亮度，直接逼近真实地进行描述现实的研究，即所谓“描述主义”。但是，如果放弃逻辑分析，如何能够保证直接的现象描述就是真实世界的演进脉络。现代经济学这条“不断改进假定、论证过程相对严密”的大路并没有充分理由要完全放弃。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唯一可以被指责的是，假定条件逼近真实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慢；唯一可以被质疑的是，是否为了能够模型化、数学化、有结论以及形式上的过分美丽做了太多有背于现实的扭曲。

　　经济学分析特定问题，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假定或条件。许多经济学分析都或明显或隐含地包括以下一些或有微小差异的基础假定：(1)个体在根本上总是自利的(这一点很容易引起争议，本文随后稍做分析)；(2)个体为满足自利目的会有各种(计算)抉择和相应的行为活动；(3)个体的抉择行为总是需要资源支持(这些资源至少包括身心资源、时间、信息或知识，信息是否有成本以及是否充分、对称另论)；(4)可资利用的资源几乎总是有限的(现有资源在不同的主体间如何瓜分是否被清晰约定和认同另论)；(5)个体总处于特定的环境中(技术环境和制度契约环境等)，等等。总体而言，经济学的各种假定和条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所分析的主体(身心资源状况、效用函数或更表象化的偏好函数等)的假定，第二类是对外部客观环境的假定，第三类是对各个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假定以及各个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假定。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一些人仅仅将其理解为自利人，这是一种误解，“经济人”实际上是“自利人”与 “(完全或有限)理性人”的综合。“经济人假定”是经济学的头号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比它更重要。

　　关于自利假定，有一些学者提出批判，认为它存在巨大漏洞——因为人类(甚至动物)存在大量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有人甚至列举自我牺牲行为，例如各种并不鲜见的自杀式暴力行为，并由此认为经济学存在巨大漏洞，认为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这类行为。这其实是巨大的误解。事实上，任何自然人主体，除非心智完全瘫痪错乱，其任何有意之行为，都是以使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为最终目的。一般意义的自利，例如在市场上斤斤计较，甚至包括不惜通过各种损人利己之方式，节省成本或获取更大收益，以使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之类的行为，自不殆言。利他主义行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式暴力行为表面上与自利人假设有冲突，但实际上，自虐、“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损人不利己”(这实际并非真的“不利己”，只是换一种途径而已)、牺牲自己以让自己在意的人更快乐的一般利他主义行为、半癫狂状态下的自残行为以及与他人同归于尽以图获得特殊快感的自杀式行为等，只要是主体有意而为之，都一定可以毫不牵强地解析到深刻的、本质上的自利——为了让(行为人)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中，诸如“父母对待子女”式的利他主义意识和利他主义行为非常普遍。它们本质上都是通过“利他”以“利己”。如果不让“利他”，利他行为主体会觉得更痛苦，效用水平会下降。在特定条件下，行为主体会认为，作出某种 “利他行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式暴力行为比不作这样的行为可以让自己获得相对更大的效用满足(至于实际的行为结果是否真的如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毫无疑问，最初的“以为”与最后的“结果”不会总是完全一致，但这不能改变“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是行为人的初衷这一事实)，因此我们怎么能够说主体努力让自己的效用水平更高的行为不是自利的呢？

　　这也就是说，利他行为无论是出自真诚还是虚伪，都只是过程、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利他”最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就是“通过利他以利己”。因此，马歇尔等诸多学者所认为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 [⑧] ，实际并不能成立。因为有利他之类的“特殊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结构将比不考虑这些行为和过程性动机更显复杂。

　　总之，个体自利假定是非常贴近现实的。自利假定对过程和手段意义的利他和自虐行为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那些认为自利假定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进而指责以此为基石的现代经济学存在巨大漏洞的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一点是个体的理性假定。经济学分析，几乎从来不假定并研究主体完全非理性的极端罕见情形，那更大程度上是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当然可以借用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经济学的理性更大程度是指计算理性而非哲学推理理性(邓宏图，2003)，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给出计算理性与哲学理性的截然分界线。自西蒙(1956)提出有限理性以后，经济学界非常清楚，完全理性只是非常理想的假定，在不同的问题上它与现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距离。需要指出，计算理性与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对称、是否有成本等是完全两回事。在理论上，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有成本等假定完全可以与完全(或有限)理性假定共处而无冲突。但目前经济学分析一般都极少考虑实际的理性计算以至更一般的抉择行为总需要成本这一现实。

　　一些人认为，理性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最大利益，获得最大效用满足。这也是误解。理性不是指最大化或最优化，而是指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计算实现自身潜在最大可能的效用满足的计算能力、抉择能力。事实上，严格分析起来，如果将身心状况也算计在内，将主体的有限知识、对未来不确切预知、有限的计算能力以及计算和抉择总是需要耗费身心资源和成本等考虑在内，个体的所有行为都非常接近于特定约束下的“最优化”。“有限理性”是一个模糊的说法。我们需要落实的是在特定条件下主体究竟具有怎样的计算能力，并就主体在怎样的条件下愿意使用怎样水平的计算能力作出具体假定或分析。

　　至于其他假定，例如主体在各个抉择时点上“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是怎样固定或变化的，怎样地知识有限，信息的拥有状况具体如何，相关主体在信息掌握上是否对称，怎样确切程度地拥有怎样的资源，主体对相关情况未来如何变化的预知能力以及愿意花费多少资源用于优化自己的预知等，与理性假定一样，“尽可能接近真实”这个总体方向固然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限的分析能力限制，我们不得不有所放弃，我们必须得以能够展开分析为前提，否则就没有办法研究问题。展开分析的深度以及分析能够得到多少结果，往往与前提假设如何设定紧密相关。好的假定与差的假定的区分在于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否与真实世界存在不是太大的差异和失真，以及能否有足够多的展开、推演和结论。如何取舍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研究的艺术或技术，而非科学。

　　关于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合宜的解读是，它实际是基石于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预设公理(假定)之上的一系列演绎。由于预设公理(假定)可以不需要证明也无可证明——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又被翻译为“不完备定理”)，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真正证明的命题，自洽的体系无所谓对错 [⑨] ，问题只在于预设公理是否更好地与现实经验和感受吻合。对本问题而言，关于预设公理的现实合理性，虽然不同的人可以任意表述实际只有他自己才知晓的真实感受，但全球学术界迄今一百多年的演进历史需要我们正视，同时它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六、关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

　　前面已经谈到，只要是与人有关的问题，经济学莫不可以研究；也莫不可以出于任何目的去研究经济学或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只要好用、有效就行，不应该有任何清规戒律。这些论述似乎很容易让人觉得太过宽松，太过开放，太无章法，让人无所适从。其实绝非如此。这种宽松和开放在经济学入门教学中可能会存在问题，但绝不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任何问题。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教学虽然二者紧密关联，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宽松和开放会给科学发展带去阻挠。

　　关于如何刻画和提炼现实并建立比较好分析的模型和分析框架，以及如何检验推演结论与现实是否吻合，类似田国强的《分析框架》、钱颖一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以及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等诸多文章以至书籍已经谈得很多，也谈得很好。不言而喻，特定的局部领域(甚至特定问题)的有效研究范式，应当更主要地由当下该领域(甚至该问题)前沿学者沙龙性讨论并给出动态性建议。这不再赘言。这里仍要再次强调的是它们的基础，即经济分析的对象——经济人以及由经济人构成的主体性组织，诸如家庭、企业、政府、俱乐部等应当有更真实的刻画和提炼。正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 提升真实性主要在于主体、环境以及彼此间的关系。主体方面包括主体的身心资源、心理模式、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甚至更表象化的偏好函数和行为特征。由于经济学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那里吸取和借鉴的成果太少，主体本身的真实性提升相对困难，但任何经济学研究，即使它再宏观，实际上都不能没有行为主体，主体假定的真实性高低直接决定相关分析“思维游戏”成分的高低。由此可见对主体本身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说，相对数学之于经济学，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更加基础，更加加普遍需要，因而也更加重要。事实上，近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尤其是行为金融学)、实验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等领域蓬勃发展，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并逐步改变经济学“经济人就是远离真实世界的人”的现状。在主体性组织方面，无论是家庭、企业、俱乐部还是政府，对它们的研究过去几十年也事实上大有进展，只是这些进展与对上述诸多进展一样，并没有很好地、很及时地反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

　　经济学教育一直十分尴尬。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为何如此运转，经济学研究人以及人类社会为何如此行为和运转，但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复杂性、人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极端复杂性等诸多原因，经济学并没有物理学那样丰富的、相对成熟、客观而稳定的“经济学知识” [⑩] 。经济学教学究竟选择呈现哪些并不十分成熟可靠的“经济学知识”和无可避免的某种程度的“思维游戏”，以怎样的方式和逻辑脉络(菜单内容、次序及相应的详略安排)呈现，一直都是一项巨大挑战。在某一局部领域是很好的经济学家未必是一个能很好把握现代经济学发展脉络的经济学家，更未必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教育家。经济学这种“粗陋”甚至让一些人质疑它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全世界都有大量的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抱怨，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承载的“经济学知识”太少，太远离真实世界。经济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本人以为，以合适的方式提升现实性，对经济史以及必要的数学工具的强化，对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更多的借鉴，应该是一般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改进方向。

　　七、简要总结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多样。不同的研究目的和不同的经济学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与之适应和匹配。因此，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好的研究范式。对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需要开放的、历史的心态。经济学的教育需要不断改革和优化。更注重现实针对性和现实应用性，以及对经济史、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数学工具的更多引入，应该是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重要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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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作者先后与邹恒甫、张军、陆懋祖、陈志武、雷鼎鸣、田国强、许成钢、韦森、胡景北、汪丁丁、赵晓雷、丁栋虹、余斌、兰莹等多位学者就相关问题交流，他们宝贵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对本文有较大贡献，特在此鸣谢。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号：05CZZ012)，亦在此致谢。

　　[①] 例如，2000年以来，在法国、英国、美国、西班牙、瑞典等国的一些大学发生了一场以批判现有经济学(教学)脱离真实世界、脱离真实人为主旨的“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应者云集，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值得经济学界反思。国内也不时有学者和学生对现有经济学(教育)的诸多弊端表示不满，甚至了进行了批评或批判。由于国内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的相对落后，因此人们的争议和困惑更大。

　　[②] 例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9) 在其《Human Action》(翻译为《人的行为》)一书中就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为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米塞斯使用的是action而不是behavior，这很有意义。

　　[③] 据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3月报道，在美国，一个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创建了新学科——“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他们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人脑的深层状态，研究发现，人类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Colin F. Camerer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经济行为就像猴子开汽车。”

　　[④]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认为，习惯实际上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⑤] 田国强《分析框架》认为，“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

　　[⑥] 英文“Econometrics”一词最早由挪威学者R.Frich(1926)仿照“Biometrics”(生物计量学)提出。

　　[⑦] 据李醒民(1994)考证，爱因斯坦早在1946年就明确提出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⑧] 田国强在《分析框架》一文中也如此认为。

　　[⑨] 例如，我们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些与现实经验根本相背的假设基础之上(例如奇怪的偏好函数和抉择方式、奇怪的资源及初始资源分布、奇怪的游戏规则等)，推演分析经济系统如何离奇地运行。只要推演过程无错，则该完整而自洽的模型无所谓对错。

　　[⑩] 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一大优势是可以进行反复的可控性试验，这十分便于发现和验证“知识”。经济学的一大局限是，背景太杂乱并且随时变化，难以进行可控性试验，艰难观察和分析到的相关关系上升为因果关系大多数时候都带有或高或低的冒险性，加之所研究的主体(的偏好函数)变化不定，因此非常难以发现和验证“经济学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要远比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复杂得多，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