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 大众情绪为何不满

　　华生/文

　　历史往往要隔一段时间去看，才更加真切。记得1988年，我执笔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分三期发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内最权威的刊物《经济研究》上。那时大众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文章被复印了在大学流传。这里抄录文章开头的一段话，读者也许仍然会觉得有似曾相识的亲切：

　　“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并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要避免动乱，争取腾飞的前景。

　　18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那么恐怕仍然反映了我们今天不少人的感受。幸运的是，经过这1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领导人更加远见、兼容和亲民，而且与1988年空气中到处弥漫的急躁不安情绪相比，今天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实际上也已经空前的理性、平和与包容。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比18年前坚实和宽松得多的平台来讨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对改革的全面总结和反思，需要一篇大制作，这些仅就目前疑惑和讨论甚多的改革评价和经济学家的作用以及与媒体的互动问题，谈一点看法。

　　改革的成果与评价

　　中国改革是否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如果说在几年前人们尚存疑问，那么，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右翼的反华人士，也已经改变腔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中国崩溃论”感兴趣，而是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正如拿破仑预言的那样，中国这个沉睡了千年的巨狮第一次开始苏醒，伸出的几个不尽舒展的动作，已经让世界动容。想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封闭、落后和贫困，28年的改革时代确实实现了中国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富裕和历史跨越。改革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统计数据为证，有中国乃至全球主流媒体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显然无需我们在这里赘言。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那么大的进步和成就，为什么在我们大众的情绪中，却并没有多少感恩戴德，相反却似乎反馈了那么多的不满呢？

　　首先，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进步。现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不是我们每天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口颂“皇恩浩荡”的古代人，也不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伟人和救星的近代人，而是自主意识强烈、求真务实的现代人。他们把进步看作当然，把挑战视为问题。他们认为政府本该当好公仆，预期生活自当不断改善。因此，当还带着旧式思维的精英期待人们的感激和仰慕时，他们难免听到的只是大众的不屑与反感。

　　其次，这也反映了小时代的更替。过去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正确地应对了当时的挑战，认识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才能有以后的成功。因此，对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改革的否定。198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脱贫脱困的压力，借助体制变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大部分人普遍脱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旗帜；1990年代我们抓住的是发展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帮助我们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里程碑；进入21世纪之后，外部面临资源和市场空前剧烈的争夺，内部面临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不断增长的窘迫与压力。我们很难设想，在走出贫困的1980年代，在可以使用廉价资源的1990年代，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也无法否认，在21世纪的今天，要人们即使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再继续满足于当年那样拼命工作只求一个衣食不愁的温饱生活，是完全不现实了。

　　因此，就对改革成就的肯定和评价而言，国外比国内要积极得多，人们实际认同的比他们嘴上表达的要正面得多。我们大可不必听到一些负面的反应，就像唐吉诃德看见风车一样惊呼：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已经结成了反对改革的同盟。这是会贻笑大方的。

　　改革的失误和偏差

　　很难设想，像中国改革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尝试会没有任何失误和偏差。认识改革失误和偏差不是反对或否定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纠错、不断逼近真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改革失衡的通常解释是说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实际上这种普世适用的解读由于过于空泛而显得苍白。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公平与什么效率的冲突，以及许多根本不能用这对简单概念去概括的各种社会现象与其经济本质。

　　概括地说，自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形成和累积的主要问题和偏差大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劳工权利的缺失。

　　中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市场实际上并不是新东西，它是人类从摆脱蒙昧状态就创造和学会的组织和交换方式。它与人类社会已经共存了几千年。今天备受推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是资本主宰市场之后的产物。如果也声称当过马克思弟子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条，那就实在是太不合格的学生了。

　　现代资本，虽然不完全像其祖先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其要在扩张中生存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增值追逐利润而引发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是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增值的贪婪往往又会使它像魔戒一样，令它的拥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丧失良心和道德，践踏一切人间准则和法律。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经历了反复的对抗和动荡之后，才大体形成了目前用各种劳工保护法令法规、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和一系列强制性或习惯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构成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

　　我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大一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下，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国家事实上对他们的职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承担了无限的义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撤消了对职工上述各方面的保障义务，但是，相应的劳工保护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又远远没有跟上。劳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工会，在计划经济下只是行政的附庸和简单的文娱福利渠道，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样，当工人传统的权利不断消失，而昨天的公共资产又以既不透明又失公正的渠道转为经理们的个人财产时，人们的不满就是极为自然了。

　　应当指出，伴随着改革时代的推进，中国产业工人和新兴服务业的劳工主体从传统的城里人变为新进城的农民，使劳工权利的缺失和忽略恶性发展。100多年前，当第一批农民进入幼稚的现代工业萌芽时，他们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驱。100多年后，当中国农民的后代再进入真正发达的工矿和现代服务业时，他们变成了没有身份、没有福利、没有劳保、超时劳作、很少培训、收入低微的“农民工”。从“血汗工厂”到矿难的废墟，晃动着几乎全是他们的身影。

　　更宏观地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直线增加，劳动报酬与GDP的比重却直线下降，反映了制衡资本的劳工权利的缺位。其实，这个数字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当理论只为资本辩护，当太多的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做出政绩，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分肥而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劳资关系的失衡和劳工权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2、市场规则与政府职责边界的错位和混乱。

　　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控全部资源分配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在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尤其北欧福利国家，政府分配资源经常要占全部GDP的一半甚至以上，即使是最自由放任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也经常要占到全部GDP的30%-40%，如果加上非盈利性的慈善、宗教等非市场组织控制的资源，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实可以平分秋色。西方从理论界到政界、媒体尽管始终有市场是否多管一点或少管一点的争论，但没有人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彻底了就可以包打天下。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市场、非市场各有领域、各司其责的混合经济，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市场是财产权利的交易，因此市场规则要起作用的前提是产权界定要清晰，竞争能够充分。产权界定不清和垄断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产权只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产权的膨胀侵害了人的其它基本权利时，产权就要受限，市场也要让位。比如产权不能以人本身为标的，因此奴隶的市场交易是不行的。再比如安全、健康、基本的受教育权、生存权、投票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受市场交易规则支配。用这个标准一对照，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我们迄今的改革，既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不足的问题，也有市场化越位即过头的问题，从而在不少领域表现为市场与政府角色与功能的错位。

　　比如，若干重要的生产资料如资源产品的价格问题。显然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们却会以影响民生为由，迟迟不愿把决定权交给市场。殊不知影响民生曾经是一盒火柴的价格变动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理由。解决低收入者的民生问题应当是政府和社会由其它管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扭曲价格形成机制、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失调的理由。在价格变动、投资决策、市场准入的诸多领域，由于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还远未发挥其基础的配置资源作用。

　　另一方面，如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障，基本的教育乃至廉价住房条件的提供，这是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这些领域是不能也不应随意市场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方面，由于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廉价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不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往往也显著低于可对照的低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公民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相反，各种商业化的收费、内外勾结、公私合营、名校办民校等利用垄断资源的市场化畸形发展。不错，在市场经济中，只要赚钱的来路合法，适应不同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人们的需要，教育、医疗更不用说住房都可以或应当有商业化运作的空间。但是，这应当与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的服务完全分开，而且不能因此挤占和侵害大众享受这些基础服务的资源。同时，即使在这些目前还属于非基础服务的地方，如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由于教育在公民权利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外部性，仍然需要提供相当大比重的公益服务，帮助那些缺乏经济条件的学生拥有享受这些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不能把它完全视为取决于学生及其家长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

　　最后，即使在完全属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和社会仍然有构筑市场正常运转的产权界定基础和法律法规框架的责任和义务。以股市为例，如果我们像前些年那样，一方面要市场承担帮助国企脱困融资等政策性功能，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利用流通股、非流通股产权界定的混乱用高达近百倍的市盈率圈钱；另一方面又按西方规范市场的规则整顿市场，要求投资者按愿打愿挨的市场法则承担入市的全部风险，这样就不能不形成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制度性歧视。

股权分置改革，尽管它的方式和路径还未尽人意，但却切切实实是对这种制度缺陷的校正。

　　应当指出，尽管人们在实践的推移中逐步认识到改革的这些失误和偏差，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可以事前充分预计和提前设计的。实际上，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是对随着发展阶段的更新和改革深化作出的相当具有远见的回应。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窘境显然是与他们在这个转变时期引人注目的滞后乃至固执有关。(未完待续)

　　华生，1980年代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末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990年代中回国。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