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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张维迎新近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这些言论引起新一轮舆论的“讨伐”，紧接着是新一轮拥趸的反击，几日来公开撰文支持张维迎的有吴向宏《骂倒张维迎，改革问题就解决了？》(《南方都市报》)、邓聿文《被误读的张维迎》(《东方早报》)、盛大林《我为张维迎辩护》(凯迪网)等。有人说，民众对张维迎的误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只根据新闻报道来理解张维迎，对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大致完整的了解；二是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待改革，没有看到改革必须脚踏实地。
我仔细研读了张维迎为了“反击”讨伐而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第一节，呼吁大家“学会理性思考”，但诚如薛涌所言：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然而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个国家哪种制度会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张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这才有后面的“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常识：一个社会最大的理性，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任何个人都有伸张和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本能和理性。我们常见的国外议会中的争吵甚至斗殴，其实也是出于理性！愤怒本身有时也是一种理性！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把平时被压抑的声音发出来，用一些貌似极端的手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似非常“情绪化”，其实那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任何人都有理性，理性绝不是那些“貌似精英”的专利！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事实上是张维迎精心设计的一个伪命题，今日中国，从来没有谁对哪个没有进入公共决策的学术观点进行过投票。批评和评论是投票吗？其自设命题的用意何在？更耐人寻味的是，张维迎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三个重要约束，其中之一就是知识约束，“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一边说经济改革受到严重的知识约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又在那儿大言不惭地斥责别人的言论都是情绪，“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如此自相矛盾，实则为精英霸权。为什么公共财产和别人的私有财产你可以“乱摸”，别人就“摸”不得？
改革的真谛在哪里？改革的真谛在于在承认现有“既得利益”(严格说就是实际到手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和平的手段，达成妥协，寻求更为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达到多赢。张维迎丝毫不考虑对当下已造成既成事实的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进行补偿，却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官员未来利益损失耿耿于怀；张维迎既认为改革的三大约束是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知识约束，却不着眼于改造权力结构，相反主张采取对权力“补偿”的赎买机制。这样的鸵鸟政策，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果实？难道对干部进行补偿了，权力的约束就自动消失？没有谈判和博弈，自己操刀给自己“补偿”，谈何“赎买”？张维迎很聪明，他说：“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可是新的权力结构没有形成，改革的“权力约束”依然故我，张维迎教授打算用什么办法保证这种“补偿”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任何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还是叶檀博士说得好：“没有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不仅有绝对的腐败，还有对于利益的饕餮之胃。对付这样的胃口，除了约束、约束，还是约束。对于权贵阶层的强力约束是迫使他们退回自己领地的唯一办法，否则，他们会圈走所有的草场。”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民众和公共支出的那一份蛋糕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就在于此。
别看张维迎洋洋万言，其实内里大量的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张维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设下一个个逻辑的陷阱；许多自以为读懂了张的支持者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还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但请先把逻辑理理清。没有逻辑或者不讲逻辑，雄文万卷，也不过是强盗理论。张维迎走到今天，乃是因为其“对于权力阶层以及民意的双向绥靖，既使他丧失民意的支持，也使他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有张维迎的支持者褒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能视为可悲的精神懈怠(叶檀)”。邓聿文先生说：“任何事情都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尤其对一个学者的思想而言。”我则想用魔鬼教官黄章晋先生在其个人博客上的“宣言”作为本文的结尾：“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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