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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茨最近告诫，中国应警惕“政府反应过度”，即由管得过多，一下子变成管得过少。
他说，“‘十一五’规划纲要是综合战略，它解决了未来政府的角色问题，明确了
政府要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无论中国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都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也会失灵，普通市场并不必然带来效率最大化。政府与市场间必须保持平衡。”
最近，斯蒂格里茨在清华大学作有关“十一五”规划纲要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专题演讲时强调，中国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市场经济有不同的后果，也有不同的衡量指标。现在中国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指数、指标来衡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情况。
斯蒂格里茨说：“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中间人群的收入情况。美国过去5年GDP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但中间人群的收入却在下降，据统计，美国中间人群的收入比5年前平均下降了1500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富，但穷人却在增加。”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环境指标”，斯蒂格里茨指出，如果GDP增长以环境为代价，最终只会加剧贫困。因此在计算经济增长时，一定要把环境的损耗计算进去。
他还建议中国政府把人类发展指标（HDI）列入评价体系，这一指标包括健康、受教育程度等。“中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扶贫国家，但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亚洲最高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强调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对此，斯蒂格里茨建议，中国在建立自己的自主创新体系时，一定要注意避免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
斯蒂格里茨认为，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结果是低效率、垄断，有时还会阻碍创新，损害市场经济的运转。“比如说专利障碍。今天软件方面的几十万个专利已经在阻碍创新。这些专利即使读一遍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他建议中国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时，要尽可能平衡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尤其在药物领域，要使知识产权最小地发挥作用。现在美国建立‘医药基金’的做法是个好方法。新药被研制出来后，由政府买下，变成公共产品，病人可以以便宜的价格使用这一药品”。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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