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改革趟进深水区 经济学家使命告一段落

　　阿蒙

　　当前，对改革的议论颇多，对经济学家的议论也不少。从这个现象看，大家把改革范畴也只是定位在一个狭义概念里。

　　众所周知，改革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非经济学家就能独家驾御的。即便是经济领域 的改革，也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息息相关的，需要方方面面的“学家”们参与。

　　参与不是驾御，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学家质疑的时候，应该更宏观或高度地看看我们的改革已经行进到哪儿了。

　　在此，需要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的改革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大会，是中国改革开始的标志。由此，逐步成功地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1980年，国务院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这个阶段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0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邓小平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路发表一系列的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中国的改革主要围绕“开放”和“市场”做文章，在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中国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用自己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理论教条，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道路，使国家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二是，用世界银行专家研究报告说，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长达25年的快速增长。在这过程中，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中国的改革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的改革进程里，经济学家可谓功不可没，但对改革的驾御、设计以及实施主要是靠政府、政策及决策者运筹，中国改革的“政策市”特征尤其明显。随改革的深化和细化，改革所涉及的面或层逐级剥离，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起来。与其同时，大众传媒的日新月异，经济学家的社会影响显得越来越大。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在一步步逼近深水区，由于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经济学家充当了中国精英的“发言人”角色。然而，在贫富分化日益突出、利益集团日渐成型的社会大拐点时刻，经济学家能否独善其身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当前所面对问题，已不是什么经济或理论问题了，不光是因为中国改革自改革始就没什么理论指导，而且还在于中国改革内容的唯经济特征已束缚了改革向更深一层迈进，以至部分经济学家对一些改革问题也是前后自相矛盾、顾首顾不了尾。比如，由企业改革、房屋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引发出的问题一大堆，经济学家所开的药方不光不灵了、不管用，而且还受到广泛的理论和道德置疑。一句话：改革趟进深水区，经济学家头上原先的光环在日渐暗淡。

　　其实，对此也不必过虑。

　　从中国改革进程看，刚刚过去的十余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经济启蒙”。就目前来说，经济学家使命可谓告一段落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史可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满世界流行亚洲“小龙”“小虎”说。以笔者亲身经历，记得大学校园整天陶醉在断代文学、朦胧诗、儒家文化的“时髦”里，学者、诗人、画家、艺人只要开起讲座，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都钟情所谓的“劣根”。劣根是何物也没人讲得清，思来想去好象就等同大汉民族或大陆人的性格习惯吧。每当收尾时，他们总要或表情凝重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地向听众交代：同学们啊！我们和他们一样是龙种龙子龙孙龙的传人，为什么我们落伍了呢，是文化出了劣根，至今还没找到症结，这要靠我们几代人去努力啊！由此得出，一个民族在踯躅不前、困顿无奈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追根溯源这么一个说法了。

　　说实在话。在那个年代，笔者还不知经济学家为何物，文化学者、哲学家、小说家、诗人、科学家就是社会的精英和希望！在不声不觉中——张贤亮的《男人是女人的一半》、谢晋的《牧马人》和《芙蓉镇》、戴厚英的《人啊人》、街头巷尾的迪斯科和牛仔裤等等，帮助我们完成了文化启蒙。

　　文化启蒙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启蒙”。

　　星转斗移，又一个十年又飞逝而去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改革来讲，经济学家还不至于成为“古董”，但经济学家使命已经告一段落，让位“独尊”应该是时候了！中国改革必须向更深处推进，必须跳出桎栲、打破狭隘，需要多个“大家”诸如法学家、政治家等积极参与、担当重任，这样才能安全趟过深水区，达到大众所期望的理想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