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朴：反对打着理性的旗号攻击对改革的反思

　　思朴

　　张维迎一说要理性思考，全中国的网民都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口头改革派”们一直喜欢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根子是多么纯正，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忘了这个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如何发起我们今天仍然在继续 推进的改革的。他老人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反观张维迎的理性，在顾雏军出事后，并未见他对当初的行为作出理性的反思，反而在这篇理性反思改革中，为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开脱，当然他很“理性”，用的是“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在面对一个法律的漏洞时，是鼓励不法分子犯法，还是推动立法的改革，或者以“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为不法分子开脱，这几种做法，不知道哪种行为叫“理性”！

　　不得不指出，张维迎只是“口头改革派”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总是会以一些大家公认正确的理论或名词作为幌子，得出令人“拍案叫绝户”的结果。比如官员改革受损最大论、比如提高民工工资丧失国际

竞争力论、比如买断工龄是补偿既得利益论、比如

股权分置改革是赎买流通股东的既得利益等。

　　这就好比一个人，有着林青霞的眉、巩俐的嘴；徐静蕾的头发、赵薇的眼；杀郎私通的乳房、成龙的臀，东西都是好东西，合在一块，就成了

芙蓉JJ。

　　就以张维迎对“理性”的四个理解来说，我说，起点很对，但是一个论证推出的结论正确与否，却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事实、逻辑以及中间不要偷换概念。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是怎样向大众解释如何“理性反思改革”的。

　　他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四点：

　　1. 评价政策优劣时，超脱自身的利益，要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即学者要保持独立性。

　　2. 评价政策优劣时，应与替代型改革方案相比较，而不以理想型方案相比较。即方案的可行性。

　　3. 评价政策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即要具有现实世界的抽象能力。

　　4. 评价政策优劣时，必须要以“向前看”的精神，将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历史旧账。即对改革的态度问题。

　　逐一反驳：

　　第一，既然要讲公共理性，换位思考，那么为什么有人说出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讲得少了一点，强调效率多了一点，这样的一些说法为什么就成了“左”的东西，成了辩论对方强调自己政治道德正统性的东西。既然你是独立的，你用反复不停地去向人辩解你是独立的，而对方是没有换位思考的不独立的？很显然，如果我们真是独立的，就应关注改革本身的问题，就某一问题发表你的见解，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证明你比别人更独立上。

　　而且我有一点不明的是，张维迎举的几个例子都倾向于弱者要与强者换位思考，为何少见强者以弱者的位置去思考的建议？也许按照这些“独立”学者的判断，有政府去考虑弱者就行了，学者是“独立”的！

　　第二，这一条实际上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侧重于前者。 这道理当然是老祖宗的道理，谁也没啥好说的，问题出在他举的那个例子上。我说过了，事实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你去讨论宇宙中无限的可能性的话，那只会让人觉得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如果你花自己的钱，谁都没话说，如果食了政府的俸禄，那就有点，呵呵。与现实相印证的例子是，改革前A、B各100；改革后A120，B1480；现在大家认为差距过大，应该减小。(这里有个大前提，GDP增长翻了3番，与张的翻3倍是有区别的，哪个与事实更相符，大家自有评判)必须提请注意的是，理性思考并不是以放弃细节的真实为代价的，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里谈理性的。

　　第三，世界究竟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还是一个每个人可以真实感知的世界，这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个问题。但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理性经济人来说，恐怕更有实质意义的却是我能否从社会得益，或者从社会受损。因此，直觉判断是个基础，抽象的推理如果不以直觉为出发点，那不要搞经济学，柏拉图为人类终极思考爱好者划了块小地盘，你完全可以在那里生养、安息。

　　经济是研究稀缺性的科学，为何要研究稀缺性？因为更有效率的生活带给人类大众更多的心理满足而不是相反充满挫败感。尽管直觉有时候会出错，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却是正确的，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自己。

　　张维迎在文中举的几个例子，恰恰是一种诡辩法，他用错误的直觉来代替直觉的整体，试想，难道就只有一种直接行政压低药品价格的直觉吗？国有企业就是要解决就业压力和减少收入差距吗？这些直觉，本来就是要打问号的，用部分否定全体，恰恰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做法，是中国传统思维里的一个通病，同样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口头改革派”们证明他们如何异常正确的一个手段，如果他们不放弃这种手段，那对改革的反思最终会变成纯粹的口舌之争。

　　第四，关于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我相信普通百姓比专家学者更加的务实。的确，老百姓比较怀恋文革前的社会风气、怀恋那时候的纯洁信仰、怀恋那时候的团结精神，但是，这是否就表明我们整体的民意是向后看？显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但是既然不是向后看，那是否就一定得相信张维迎们为我们画出来的未来大饼，那个传说中我们可以分得多一块的大饼？显然现在老百姓聪明多了，也现实多了。主流民意不是说要向前看还是要向后看的问题，而是关注“向现在看”的问题。

　　你们今天跟我画这个大饼，明天画那个大饼，老百姓就要问了，你以前画的饼兑现了吗？如果没有兑现，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是真正要向前看，而不是以向前看为名，低成本剥夺我们的利益？

　　因此，改变观念的最佳方式是改变人的行为。为什么在文革造成社会巨大浩劫之后人民依然对我党报极大的信任？因为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带给了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地位、身份、财富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种行为，树立了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的观念。怎么去强化这种观念，得需要继续努力满足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需求，而不是仅仅满足其中的一部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维迎打着理性思考改革的旗号，实质上却在为他非理性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需要理性，我们也需要改革，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打着理性的旗号攻击对改革的反思。“新自由主义”以张维迎的这篇长论为标志，已经演变成“新自由曲解主义”，他们能以理性为名曲解理性，以改革为名曲解改革，甚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本身，也成了他们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名词和概念，生吞活剥引导中国改革方向的一种曲解。

　　他们是“新自由主义”？Who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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