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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长文：“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文章第一节就说大家应该“学会理性思考”，“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可惜，细读他这篇“理性”满天飞的文章，联系他以往的言行，发现他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理性思考”，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也就是说，医生不能只考虑医生的利益，农民不能只考虑农民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我想，只有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的人，才会讲出这种话来。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里有这么进行的？大家都是各讲各的利益，最后把各自的利益摆到桌面上，互相博弈。越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这方面就越透明。比如，美国人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警惕“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的人，不能参与有关决策。具体而言，你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就不能参加政府涉及这个公司利益的经济决策。这就说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理性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这种“理性”的认识之上，这也是一个良好制度的“理性”基础。
以张维迎个人来说，他能超出自己的利益或利益集团吗？老实说，对张维迎的许多自由主义的信仰，我是认同的，比如他强调缩小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可是，他鼓吹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给北大、清华的大笔拨款，强化了政府的角色。我为此写了一本书“谁的大学”，专门批判这个运动，提出政府必须切断对大学的财政拨款，把钱直接用奖学金的方式分给学生，让学生在市场上决定去哪个学校花这笔钱。这样，北大和其他大学才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样竞争出来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建筑在这个基点上。张维迎口口声声地要学美国大学模式，口口声声地要市场竞争，我谈的思想按说正应该是他所信仰的。可是，他对这样的理念有所回应吗？没有。他宁愿装聋作哑。因为真切断了北大的经费，他本人的既得利益就受到损害。
我这里并不是要谴责张维迎的私心，换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人都会为自己谋利嘛。他的问题是，他不够坦率，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为北大的既得利益说话，而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公共理性”，甚至一味为高学费辩护，说什么“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更好。”他根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他自己掀起的大学寻租运动，就是抬高学费的一个罪魁祸首。
把自己说成代表“公共理性”，小民百姓都是自私自利，他就更有理由无视老百姓的心声了。用张维迎自己的话来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他根本就反对一人一票式的博弈，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就是应该比老百姓发言权大。你张教授不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吗？为什么不做一些经验性的调查和分析，看看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国家、那些“被民众情绪所俘虏”的政府，为什么往往执行的是比较理性、成功的经济政策，国家也比较繁荣？张教授口口声声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请问你摆出的“事实”在哪里？张维迎话里话外，仿佛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先像他那样到国外拿个博士，然后才有资格对支配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经济政策发言。由此我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对我们社会最大的威胁之一，恰恰是可能出现的专家垄断话语权吗？
如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学了几个西方的词汇，翻云覆雨，把大家都当傻子糊弄。他们可以刚刚讲过什么“信息的不均衡性”，然后转过脸就反对“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要大家不要跟着老百姓的情绪走。请问：如果什么都不公开化，信息怎么达到最大限度的“均衡”？老百姓的情绪，而且是那么多人、那么强烈的情绪，难道不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信息”吗？不考虑这些情绪，决策时信息能够“均衡”吗？如果你张教授在书斋里想出一个“理性”、“科学”的政策，然后在全民的反对下要政府强行施行，这难道也是“理性”？这难道也是你所谓的“可行性”？
张维迎的悲剧在于，他学了一大堆自由经济的教条，但对自由经济运行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原则出奇的无知。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倾向自由经济理念的群体。这从孟子的经济观，一直到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中都能真切地体会出来。但是，张维迎们的“理性”的傲慢，使他们用自己一知半解的自由经济的理论，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信誉。我在这里告诫中国知识界：有志气的年轻一代，应该跳出张维迎这样前苏联式自由派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找到更好的、更适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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