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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GDP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财富，有时候就会导致悖谬的现象。
作为一个总量指标，GDP常常掩盖其他社会指标状况。
GDP的分配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的福利状况不但无法得到同步改善，甚至还会下降。
期望全社会都能有一个基本共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GDP，只有共享才有和谐。
GDP并非坏东西，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它的批评没有休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百姓社会福利的提高不同步，两者甚至有日益背离的趋势。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城市中穷人增加了80万，相当一部分百姓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感到更幸福，反而感觉生活压力更大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背离，如何改变背离的情形呢？
众所周知，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的简称，是一个国家一年之内由企业和政府生产并提供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总和。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可完全替代GDP的更好的经济指标。但GDP的确也存在着“幻象”的一面(参见拙作《GDP的美好与幻象》)。比如，它忽略掉了环境的代价。如算上环境损失的后果，中国过去20余年GDP年均增长可能要减少2至3个百分点。它也忽略掉了交通堵塞的代价。如统计交通恶化的因素，北京人福利的增长会远远低于收入增长。GDP也没有考虑原来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商品化后，变成了社会劳动，然而人们的福利非但没有提高，一些“双职工”家庭反而出现更忙更累、福利状况下降的情形。
此外，由于GDP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财富，有时候就会导致悖谬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大洪水给百姓福利和社会财富带来巨大损失，但被摧毁的房屋和公路并不会使GDP下降，因为它根本就不计入当年的GDP；相反，由于重建需大量投入，当年GDP反而上升。这便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破窗效应”！奇怪的是，有人不了解财富与GDP的差别，竟对洪水大唱赞歌；另一些人不懂得“破窗效应”，便怪罪经济学家。
GDP更大的麻烦在于，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它常常掩盖其他社会指标状况。例如，它不能告诉我们一国的总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事实上，GDP的分配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的福利状况不但无法得到同步改善甚至会下降。它也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结构有无本质的进步。
综上所述，结论很简单：GDP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这使得GDP有一种危险，它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一俊遮百丑”------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形正出现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盛世中国。
追究这种种背离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过去太落后，对GDP的追逐犹如对形象工程的追逐，一时难以避免。二是中央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迄今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和财政收入客观上成了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更要命的是，目前的各级财政分配体制，客观上在激励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去追逐GDP从而获取地方财政收入。三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缺乏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导致权力资本化，改革“内部人主导化”，大大加剧了两极分化。四是政府在“提高国家能力”的政策导向下，不断提高自身在GDP分配中的比重，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被忽视，其在GDP中的比重逐日下降。五是政府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百姓口袋里的支出在增加，但相应的政府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却不足。六是中央政府过去较多地方倾斜政策，地区间收入转移和个人间收入调节工作做得较晚，力度亦不足。
顽梗之疾，何以治之？温和的政策可取三招：一是藏富于民，政府放缓财政增收力度，先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二是政府更多关注地区和个人收入的公平调节；三是政府要更多增加公共消费型支出。中间性的政策有两招：一是政府在从体制上和政绩考核上改变地方财政分配体制；二是要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根本性的政策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为未来变革保驾护航。
质疑片面追求GDP，在下是始作俑者。早在1999年，笔者在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话管制与放松管制问题时，就提出了政府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命题。此命题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算得上是反思GDP的第一波。SARS期间，社会对GDP质疑声音高涨，笔者亦写过一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GDP》，其时的讨论可算第二波。在目前“国家GDP增长”与“我的GDP增长”严重背离的情形下，笔者期待着全社会对于GDP反思的第三波浪潮，并期望全社会都能有一个基本共识：只有共享才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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