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土地是新农村运动最具特色的中国话题

　　阿蒙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媒体分析说，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是花钱让土地停产，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借鉴的经验并不多，必须走中国的特色或路子。

　　保守估计，中国有8亿农民，从人口数量及教育水平来说，所谓“应该让农民进城，因为这是在农村实现规模经济的唯一途径”，其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存在。目前，国内城市发展也存在着很多弊端，诸如收入差距大、就业压力大、金融业不完善等，大部分城市在依靠规模化生产(打造世界工厂和原材料低价输出)，已经出现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建造卫星城市圈，农村转城市)，大批农村人进城很可能导致物极必反，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困境。

　　然而，一个矛盾的问题出来了。

　　让数亿人留在农村务农，无法解决收入不均，这已是共识。农村的可耕地太少，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而补贴传统农作物产量效率极低。无论是农民进城寻找薪酬更高的工作，还是工作岗位下乡去找他们，农民的未来大多都不在农业上。因此，“新农村”政策是促进这一转变还是试图阻止它，如何拿捏得平衡的确不易。其中，最难解决的则是土地问题。因为，农民之所以是农民，是因为农民依附于土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土地，是农民的民根子；土地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之关键！

　　历史上，我国的土地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次，第一次土地改革是私有化，将地主私有制变为农民私有制。第二次改革是土地合作化，是把农民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第三次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次改革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集体所有，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我国基本上是这种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

　　对于近年引发诸多冲突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锡文指出，新农村建设不会改变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会改变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其次，在完善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基础上，要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在征地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的目前，为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三个：

　　第一是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第二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的安置和培训；第三是把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对此，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却有另一番解读：“农村稳，则社稷稳，农村固，则江山固”，中国的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押权等一系列权利，从根本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得农民可以自由出租、转让和买卖土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可能是把农民推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针对土地有关政策的改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日前表示，正在制定相关方案改革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规则，以保护农村居民利益不受开发商损害。这项改革将在对转为商用的农业用地进行补偿支付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据悉，在现行规则下，征用补偿金根据土地的农业价值来计算，这让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在把土地转为商用时，能获得巨额利润。杜鹰还表示，“肯定存在低价征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必须改革。”有专家主张，农民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并获准与开发商直接交易，但官员回避了这种改革。之所以回避，在于担心耕地失去的速度太快或无序，对国家粮食安全将会构成挑战和威胁。

　　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其实最主要是源自对“新农村”的不同认知。有人评价“新农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该政策是“错误的”。“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不是对农民进行补贴，而是一定要设法减少农民数量，”“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搬到城里去。” 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土地作为一个最敏感问题，政府迄今还不敢轻易触及，若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就会带来各种风险——城市居民现在可以买卖住房，但农村土地仍属集体所有，农民还不能拿它们作交易，如果作交易农民就失去依靠，巨大的负担和包袱政府和社会都难以支撑。

　　中央党校周天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农村土地的价值还不到城市土地的10%，而且还是保守估计。也研究人员表示，农村土地可能只值城市土地的2%。由此，这种差异成了腐败官员无法抗拒的金钱诱惑，他们占用农村土地，重新分类并卖出去，用于住房开发或建设工厂。其实，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只是担心如果允许农民抛售他们的小块土地，将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事实上的“生物圈”。如上所云：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届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也会发生“变异”，其结果会是什么，此时谁也难给出明了答案。

　　那么，在现有农业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农民进了城，现代化的大农业就能顺理成章地出现吗？观点认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农业土地承包制，那么，留乡种地的农民便不能合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进城打工的民工最终也会返乡，西方式的现代化大农场永远无法出现。所以，为了真正从所有权上保证合法的土地流转，而且在一旦农地受到征用时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实行农业土地的私有化。可是，人们的担心又出来了——万一农村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怎么办？没有证据证明，土地兼并一定会导致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食利阶层是一个最为腐朽的阶层。”也就是说，农业土地私有化的另一个结局又十分悲观！

　　因此，在农村土地问题上，怎样进行更为变通的所有权安排，将是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