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我国人口统计没有准确反映改革成就

　　梁中堂

　　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大家在对比1980年前后和2000年左右的我国婴儿死亡率时，实际都是在用一个起点上低于实际的死亡率和一个终点上高于实际的死亡率发生比较，其间的差别当然要比实际发生的小得多。用否定医疗卫生改革的同志的话来说，就成了人民大众没有得到改革的实惠。所以，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如果明白了数字背后的许多道理，否定医疗卫生改革成就和方向的所谓研究报告及发表在一些重要期刊上的许多长篇论文就都需要推倒重写。

　　按照否定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志的理解，婴儿死亡率和人口预期寿命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社会衡量各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他们对比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给出的1978-2000年各个国家的数据，认为我国要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变化都要小，所以得出结论说我国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绩效和失败的。如果仔细阅读支撑否定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直气壮和言之凿凿地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庞大建筑就是建立在所谓国际社会提供的这两个指标之上的。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既不懂得这两个指标的各自含义及其相互关联，又不懂得这些数据的来源以及在我国特殊背景下产生的这两个数据的实际意义。

　　首先，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不是反映国民卫生健康状况的健康指标，而是人口统计学上的有关全面反映社会死亡水平的死亡率指标。一个国家的具体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影响国民健康，国民的健康状况又直接影响死亡率，但医疗卫生体制、国民健康状况和死亡情况却往往不能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因为截止目前人们还无法通过设计少数几个指标来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状况，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些指标体系里，都是用另外设计的数十个指标从一些侧面反映卫生的发展、疾病防止、生育卫生和健康风险的承受能力等情况，而把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这两个在人口统计学上早已经成熟的指标十分明确地放到了“死亡率”栏目里。

　　婴儿死亡率准确地说是出生婴儿死亡登记，是反映活产婴儿在一定期间比如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内的死亡发生率。由于婴儿发育尚不成熟，对环境适应能力差，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就反映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体健康状况、围产期卫生状况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人口预期寿命是由全社会人口分性别和年龄别的死亡率计算的，所以反映了全社会人口的死亡状况，属于最全面的死亡率指标。因为在一般情况下，0岁组以上的人口死亡率比较稳定，而婴儿死亡率在历史上都曾经很高(我国50年前每活产1000个孩子，死亡约200个)，变化较大，对预期寿命的大小往往影响很大。所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是两个关联度很大的死亡率指标。同时，由于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全社会人口的状况，所以，可以把他们的变化当作经济社会整体进步而不是某一方面发展与否的指示器。

　　其次，像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关于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许多数据是怎么来的？不可否认，许多国际组织都在一些国家做一些专门的调查，但类似于各个国家年度的动态性和连续性的数据，基本上是来源于各个国家政府的统计机构。对于一些没有条件实施制度性调查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国际社会可能使用自己的专家根据相关资料估计的数据。像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这样一来的组织和机构，都拥有许多在各个领域相当优秀的统计学家。由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些组织一般都要使用主权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但对于一些有问题的数据，这些组织在使用的同时都会采取委婉的方式指出来。譬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标》，试图建立一个足以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在使用各个国家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时对不少的国家都有所保留，其保留的方法是在后面有一栏提示“人口动态登记的完整性”，凡他们认为可靠的都标明“是”，其他则不予说明。我国“人口动态登记的完整性”栏目里，也属不予说明。

　　第三，国际社会引述我国婴儿死亡率和人口预期寿命之类的数据都是来源于我国国家统计局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口统计或业务调查登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以及国家统计局放弃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物质平衡表(MPS)，逐步推广和使用适合市场经济国家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SNA)，许多有关部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比较科学、合理了，但因为我国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问题，有关人口统计却越来越失真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方面的最权威数据要算人口普查了，所以平时的相关统计都要根据普查结果修正。但是，我国人口普查的许多数据就有问题。比如，1982年普查时0岁组2081万人，到1990年普查时8岁组为2204万人，期间8年不仅没有因死亡减少反而多了123万。同样对比1990年和2000年两次普查中前次0岁组和后次10岁组，后者比前者多299万。仅以此计算的漏报率就分别为6%和11%，如果考虑到两次普查期间还有一定的死亡人口，漏报率应该更高。初步分析，1990年普查表明在1982年普查时0-23岁组都有不同程度的漏报，2000年普查表明1990年普查时0-9岁组也都有较大比例的漏报。

　　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2000年11月1日的我国普查登记人口为12.4亿。大家知道，目前我国每年还要增加1000多万人口。但2000年普查登记结果竟比国家统计局公告的10个月前即1999年年底总人口少1648万，比24个月前的1998年年底少349万，说明我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的失真程度已经达到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程度。

　　第四，我国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后，到1982年才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其间的许多人口数据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户籍登记是一定家庭存活人口的记录，活产婴儿在未登记其间死亡就不须再去登记了。所以，国际社会和我们通常看到的1978-1980年的婴儿死亡率一定低于该年实际发生的婴儿死亡率。相反，1980年我国实行“一胎化”的人口生育政策之后，城乡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出生瞒报漏报。瞒报漏报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出生并存活却报死亡，这就直接扩大了婴儿死亡率；二是隐匿不报，则因缩小了新出生婴儿的总数即缩小了死亡率的分母也就扩大了婴儿死亡率。就是说，1980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婴儿死亡率都是高于实际发生的婴儿死亡率。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大家在对比1980年前后和2000年左右的我国婴儿死亡率时，实际都是在用一个起点上低于实际的死亡率和一个终点上高于实际的死亡率发生比较，其间的差别当然要比实际发生的小得多。用否定医疗

卫生改革的同志的话来说，就成了人民大众没有得到改革的实惠。所以，

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因为婴儿死亡率和人口预期寿命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所以，婴儿死亡率的上述状况也就影响了人口预期寿命的计算结果，显得20多年我国预期寿命提升得很慢。实际上，出生婴儿漏报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还要持久和严重一些。我们知道，婴儿瞒报漏报是在以后许多年里被慢慢纠正的，就是说，在0岁到10多岁的各个年龄组里，都有一定比例的漏报。各个低年龄组的人口总数被缩小了，也就等于缩小了计算各个低年龄组死亡率的分母，人为地提高了低年龄组的死亡率，从而缩小了被计算的人口预期寿命。不难理解，这更凸显得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里提高得比别的国家慢。

　　如果明白了数字背后的许多道理，否定医疗卫生改革成就和方向的所谓研究报告及发表在一些重要期刊上的许多长篇论文就都需要推倒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