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吴敬琏凭什么发怒 改革真的没有失误吗

　　李慧

　　在人们眼里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温文尔雅学者形象的吴敬琏先生，终于在人们面前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了，起因是国内某杂志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怀疑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请你 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其实，吴敬琏先生愤怒的不是地方，因为“利益集团”一词恰恰是出自于吴敬琏先生之口，这实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吴敬琏先生可能忘记了自己最近的高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确切地讲，多数人过去对吴老先生一直很尊重，从来没有怀疑过，吴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来，或是有新的观点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对照吴老先生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却总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吴敬琏先生可谓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一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却一直在主张要反思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却感兴趣的问题，吴先生却不再继续说下去。吴敬琏先生不告诉大家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是哪些，却要让人告诉他“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吴先生却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场化改革是吴老先生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看来，吴老先生“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的观点就有问题了，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就叫做把人来回“忽悠”。

　　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能说清楚的您就明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要误导别人，但吴敬琏先生却危言耸听地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噱头，并故作高深地摆弄玄机，这怎么能是严肃的“一流经济学者”的做法呢？既然吴先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吴先生又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么，我们怀疑别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怀疑您与利益集团有瓜葛，您就受伤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确地说出来——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为什么就不明说出来，非要让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说吴敬琏先生确实是中国少有敢说真话的学者，也确实是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专家，吴敬琏先生每一次关于改革的大论，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理论，可就像著名学者何新呼吁的那样“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因为我得出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观点，最后，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样，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我把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前后梳理到一起的时候，却看到了自相矛盾、语言混乱、没有逻辑的一面，特别是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驳斥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时候，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

　　比如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说改革是成功的，一会儿有说改革是失败的；一会儿说改革是对的，一会儿却呼吁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还要反思什么呢？那一反思还不就是说改革有问题的了呗！所以，吴敬琏先生马上就抛出来第二个观点，警惕有人反对改革。不过，吴先生有时说话是很恳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转眼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吗？错了，因为改革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认识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早就不新鲜了。特别是那种盲目提倡市场化，却忽视了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范，忽视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体制市场化的同步改革，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样的“改革”能是正确的吗？吴敬琏先生自己不是也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实际问题根本不是“改革是对的，但要对改革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改革，坚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来捍卫真正的改革，而这种假改革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此外，市场化体系并不是把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抄照搬过来就行了，市场化的推进还与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渊源，否则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 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吴老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敢情这样的话您早说呀！我们特别想让您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场经济，那些是坏的市场经济，这事情不就简单了么？可是，吴敬琏先生至今也没有说出来。应当说，翻开吴敬琏先生的煌煌巨著《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着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不管是人们对改革的争论也好，不管是理论家们对改革的探讨也好，迄今为止，尚没有专家、学者对改革给出一个清晰和比较系统的回答。尽管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热闹，但是，每每当我们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这本题目很大的著作，与以前那些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关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竟无一涉及。既然是谈改革，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不谈呢？为什么不能给改革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呢？特别是对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改革为什么会出成绩？改革为什么会出问题？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对改革喝“倒彩”？为什么改革这么一个大课题，迄今却没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这些过去我们大家都经常谈论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回答。虽然吴敬琏先生可谓是改革巨擘，此书的题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套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这是否也说明“主流经济学家”那套虚伪、虚无、虚夸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呢？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怎样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吴敬琏先生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那些凭着东拼西凑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抄照卖，而不去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实践，却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灵的。那些到处挂名、见好处就要，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却不能专心做学问，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学者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借着考察为名到处观光游览、到处让人簇拥着宣讲指点改革的领导们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改革的探讨必须能有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并能就每一个问题都抓住紧紧不放，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终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实践中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惧付出者，才能挑起对改革认识的这个重任。

　　改革不仅是一门高深的理论，更是一门丰富的社会实践学，你必须亲自去遍尝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让下岗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让住过

医院的病人讨论

医疗改革的问题，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改革的设计，让开过煤矿的老板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让民营企业的老板讨论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让政府的官员体验一下打工的感觉，让教育部门的官员当一段时间小学生，这样才能对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吴敬琏先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会改革问题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听说过“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谁这样做过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你们那些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为什么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场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燕国寿陵人了，“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所以，“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经济学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而没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实水平。所以，我们就想让您老说清楚，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地改革走下去。

　　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老：哪些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对改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改革就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特别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现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究竟该咋解决。您呼吁对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对中国的改革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论是要有预见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正确的理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是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对的，但现在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了。没有拿到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

　　有人也讲了，改革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对改革的执行是有错误的，学者是左右不了现实的，所以，有人说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不大。比如吴老先生就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这我们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请问，你说一个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个在世时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论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思想禁锢，中国文化又何至于后来衰落了呢？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却足以用来堵住群众的嘴，让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况哪有不考虑现实环境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市场化改革怎么能搞起来呢？而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却与经济学家的理论毫无瓜葛，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而经济学家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本身出了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谈论改革，但却往往浮于表面，而未能对改革有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呢？一个现象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

中国经济学家争相攀比学历，却忽视社会实践的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为孔子不仅终生恪守并倡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甚至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举例说对农夫的提问都不知所以然。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中国经济学家所不能及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到比较一致的同意？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的人才是真的无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所以，人们早就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惊天语录，以及他们关于改革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自相矛盾、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利欲熏心的面目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水平？是只能跟着政策制造所谓的空洞理论，还是只能生吞活剥地搞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乏味“先进”理论呢？今天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诘问，与当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试图将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有一位自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里的李肃先生，曾公开挑战郎咸平先生，他要与郎先生叫阵辩论的五大问题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扰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在此，我只是想把这五个问题前面的名字换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换成“吴敬琏”，不知吴敬琏先生将做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