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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生
目前，一些暴富人群超生，以交“罚款”(社会抚养费)了事。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日新直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应针对一些暴富人群的这种行为做出相应的修改，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他还建议：应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第二胎。(3月6日《潇湘晨报》)
其实，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第二胎的“建议”并非王日新代表首创。
早在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际，就有人提出过类似建议。广东、江苏等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本省计划生育草案时，一些委员也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为博士、硕士这类高素质的人开个口子，使这些人可以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一时间，为高学历人群生育大开“绿灯”的建议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是以抑制个人的生育权利为条件来保证社会的整体权利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生育，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人生权利中重要性仅次于生命的一项。不论是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还是收入居高的高素质高学历者，“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把学历高低作为生育权利的界线，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原则，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是矛盾的。这种与身份歧视、地域歧视如出一辙的“观点”频频出现在人大常委的“建议”中，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再者，学而“优”则“生”，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倒退，是从历史的垃圾堆里重捡“血统论”的陈渣。目前还没有科研表明，在遗传上，文化程度与子女智商有必然联系。龙未必生龙，凤未必生凤，高素质的人生的孩子未必也是高素质。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当今许多博士、硕士，大多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此信奉有好“种”就有好“果”，不仅是对“后天”努力的否定，也是对勤奋的一种亵渎。这样的“建议”既不理性，也不科学。
第三，寄希望于开口子多生几个硕士、博士后代来提高人口素质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有资料显示，在中国13亿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才3000多万人，硕士博士更是凤毛麟角。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让谁生不让谁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教育普及化，如何提高现有人口素质的问题；是创造条件，通过教育将众多出身并不“高贵”的人转变成高素质的人的问题。如果我国的所有农民子弟都能享受到城市人所有的教学水平，肯定能够出现许多袁隆平似的科学家。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贵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贵族”应该靠自然的经济关系来维持，而不应该频频出现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以及媒体的宣传之中。这不仅关乎计生国策执行的公平，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务之急，应多在探讨严格执法上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应该在默许甚至放纵违法生育上提“建议”。否则这种“提倡”会进一步强化某些人的精英意识，使他们享受更多的特权，甚至会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外一部分群体的“工具”。
基于此，笔者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别让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二胎的“建议”忽悠了我们的基本国策和庄严的法律，这个“口子”开不得！
作者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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