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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问题最近又被推到舆论的前台，并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任志强“穷人区、富人区”的“高论”引来一片哗然与争论之后，日前由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贫富分化程度有所缩小(3月1日《中国证券报》)，新闻一出，人们再度哗然。
贫富分化原本是一个非常沉重、敏感的话题，但笔者现在越来越觉得，如今它的社
会性有所淡薄，而娱乐成分越来越浓。暂且不论任志强当初是有意炒作还是随口一说，也不论恩格尔系数能不能真实反映贫富分化问题，反正现在所有的争论几乎于事无补，倒是众人的口水一次又一次地为一些地产明星免费作了“宣传”。
而“贫富问题娱乐化”的潜在危害，远不止于此。既然娱乐，就要有靶子，普通人自然难以有份，于是每每被推到前台的，总是一些强势的利益主体，就像具有“骇世之口”的地产明星们、引得众人频频皱眉的一些行政部门等。这种群体性视线的上浮与集聚行为，按说很正常，然而在我国贫富分化程度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现实境遇下，它只会将贫与富的距离拉得更远，将弱势群体的话语窘境推得更为拘谨。
“贫富问题娱乐化”更大的危害，在于其将贫富问题大事化小、避重就轻的倾向。其实“富人区、穷人区”问题的焦点不在任志强的个人道德优劣，也不在分区是否有必要，而在于如何分才能更合理，因为穷、富人分区本来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统计公报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恩格尔系数是否真实、合理，而在于现实越来越残酷———然则这一切却往往被我们所淡漠。
如果说笔者上文提及的“娱乐化”是一种草根娱乐的话，话语权较重者“高层娱乐”的危害则更为深广。试想，如果个别地方行政部门自个儿搞出来的粗鄙的统计公报显示本地贫富分化减轻了，加上一些专家学者以各种理论作佐证，是否应当全城庆贺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这是一种浸淫政绩主义色彩并带有明显闭门造车特征的“学院式娱乐化”，也是我国医治贫富分化沉疴最大的绊脚石。
我不禁想起了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为研究东南亚一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在南亚与东南亚一带一呆就是15年，终于在1968年写出《亚洲的戏剧》这一举世名著，并因此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实调查比众口激辩更有说服力———这是冈纳的精神财富———一个欧洲学者对亚洲贫困问题如此执著、务实的关注，身处其中却安于“贫富问题娱乐化”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脸红。
社会学者孙立平说，贫富分化使得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结构层面上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上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特征将日益明显。谁也不想看到一个“断裂式社会”的出现，而根治这一脓包，首先应当削弱“娱乐化”的社会浮嚣生态。
东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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