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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发表了新的高见：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张维迎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但对于他这些或新鲜出
炉或回锅另炖的高见，我觉得却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尊重既得利益”被张维迎先生称作了“改革的基本前提”，这话不能说全无道理。合法得来的既得利益当然应该尊重，可对于通过非法或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既得利益，也要尊重吗？公众对于后一种既得利益的获得，难道就不能表示反对，并表达对其进行遏制的诉求吗？
而张维迎先生所坚持认为的“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显然与民意更是不太一致的。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2002年对全市1000名各行各业的青年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年人眼中，在改革开放中获利最多的是商人、个体户，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而受到好处最少的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工人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在有关青年理想的调查中发现，公务员更是已成为青年人择业的首选。人们认为公务员是改革开放受益较多的群体的理由是，“公务员不断加薪，收入不断上升，而且职业稳定，工作环境较好”。领导干部的地位还要高于普通公务员，从改革开放中只能获利更多而不是更少。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难，因为当前有关福利待遇的各种制度安排，都还是官本位的。
当然，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先生一直是“特立独行”的，认为“学者要保持思想独立，往往就要和民意对立”。那么，在他面前不提民意也罢。但即便如此，其说法就经得起推敲吗？
如果以领导干部自身改革前后的利益作对比，且不必说事实是改革是让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整体性地增加，即便退一步，姑且承认领导干部的相对利益受损了，可这些受损的利益都是些什么呢？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减少审批权，的确是让某些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但干部手中的公权是不能与私利划等号的，如果是合格的、清廉的干部，则这种改革对其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如果以“相对利益受损不如领导干部大”的工人、农民为参照物来对比，显而易见，领导干部们的话语权并未因改革而缺失，而是非常强势，远非弱势的工人、农民所能望其项背；领导干部们的福利在增进，除了不断加薪以及社会保障非常完善之外，某些领导干部还能获得大量灰与黑的收入，自非根本没什么社会保障的农民可同日而语；领导干部下海有保留岗位、薪资水平不变的待遇，更非工人下岗之可比；领导干部们搞公车改革要用财政来赎买，而乘坐公车的待遇根本没工人、农民们什么事……凡此各种，实在看不出其相对利益受损大在何处。
若非要咬定领导干部的相对利益受损最大，那么，这种相对利益也绝不是什么正当利益，只能是通过滥用公权搞权力寻租获得的利益。这难道不是应该通过改革予以剥离的利益吗？声称领导干部相对利益受损最大又有何意义？
改革必须补偿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现有利益群体，否则就进行不下去，这话我倒觉得是其现实性，公车改革就是鲜明的例子。但问题却在于如何补偿，是由既得利益群体自己操纵来补偿，还是在经过公众投票批准后再补偿。如果没有民主的程序，那么，无论进行怎样的改革大约都是很难获得认同的。倘若不看到这一点，而去一味地鼓吹为既得利益群体进行补偿，是有失理性的。
不顾公众的感受，而大放厥词，也难怪会与民意相对立。
(作者：孙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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