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会滑向贫富差距过大的拉美陷阱吗

　　——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本报记者柏晶伟

　　最近，就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和贫富差距已经拉得太大，亟需缩小差距，应当把公平提到优先的位置，需要从税收、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 进行调整，防止差距扩大化；另一种意见是，发展中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而且在中国差距还会拉大。

　　对此，周天勇教授认为，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拉丁美洲发展的比较看，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阶段，如果鼓励创业、促进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少，可以显著改善贫富差别的格局。因此，创业、投资和充分的就业，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用税收、财政和社保等方式，再进行分配的再次公平。目前中国不利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如果不进行调整、改革和更新，劳动力过剩、城镇失业和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还会更加恶化。

　　拉美战略失衡的后果：资金流程扭曲和就业容量狭小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忧虑，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会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较大、贫富两头极端化的后尘。代表性的看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并且提出了从税收调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社会保障、消除政府和强势集团侵犯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等方面控制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对于城乡、居民、地区等三大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上述措施外，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要重点发展农村，控制城市化超速，来控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的还提出要反思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改革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得失，加大计划调节力度，重振国有经济，并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经济和社会中的公平问题。

　　对以上讨论与分歧，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觉得，关键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除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所说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深层和更具有主导性的原因？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最主要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失业率低，收入差距拉得不大，并且得到了控制？而拉美一些国家为什么反之？在我看来，从比较研究的方法着手，需要讨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和体制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与体制的不同。

　　中国经济时报：请具体谈谈。

　　周天勇：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以计划经济、国有制大企业，或者私营大企业主导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一种不能较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体制和发展模式。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不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使其失业率居高不下，中等收入人口相对于东亚国家比例较小。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意思是说，当初拉美各国大企业不能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微型、中小企业发育不足，导致中等收入下降。

　　周天勇：对。虽然各种不同产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一定的劳动手段的投入，才能形成产业和企业和就业容量。因此，资金在特大、大型、微型和中小企业中的流动和分配，决定了各自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我想分析一下大企业主导发展、城市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格局下的资金和劳动力的流程。

　　首先，全社会的资金大部分向特大和大型企业流动和集中，往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动的资金流量很小，甚至枯竭。由于民间投资、创业受到抑制，居民收入的储蓄大部分进入银行，或者资本市场，而偏好于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垄断性的银行体制，以及偏好于企业规模的资本市场，又保证了居民收入储蓄的绝大部分进入银行和购买股票，资金通过银行信贷通道和资本市场通道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大和大型企业。而个人投资和创业活动的不足，使居民使用收入的一部分，直接流入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渠道不畅，加上垄断性银行和资本市场体制对微型和中小企业不愿意供给信贷，导致全社会流向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接近于枯竭。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居民收入储蓄的一部分通过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渠道流向了微型和中小企业，促进了这些地方的投资、创业和就业。

　　其次，从劳动力流程看，特大和大型企业总体上挤出劳动力，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积累起来，并且城镇失业规模越来越大。按照世界性就业规律，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挤出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即65—80％的劳动力，要向微型和中小企业集中；但是，由于实际实行的是促进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忽视、歧视和抑制微型及中小发展的战略，特大和大型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甚至挤出劳动力，总体上，一般规律下其边际劳动力吸纳值也只有15％，特别是目前，其边际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目前在中国是负值，或者接近于负值；而微型和中小企业虽然吸收劳动力的边际贡献在90％左右，但是与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供给压力相比，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中国大陆目前微型和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水平几乎低一半左右。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太低，又使产业和企业不能理想地吸收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再就业。于是，在农村就业不足的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在城镇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则越来越严峻。

　　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自然会有贫富差距拉大的危险。防止贫富差距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

　　失业和分配差距扩大：中国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您谈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和体制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与体制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天勇：在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的较多并增长较快；而拉美国家则以特大和大型企业为主，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充分，中小业主相对较少，特大和大型企业所有者资本分配率较高，失业率较高，工资和微型及中小业主在ＧＤＰ分配中的比率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我给你看一张表。（见表1）

　　从拉美的发展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总的造成投资下降、资金外流。而且，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创业和投资的政府规制障碍很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我们再来看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领域中小企业和就业的比较。（见表2）

　　被研究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学者们所忽视的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与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与一国和一个地区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贫富不均程度存在着很高的反向相关关系。在东亚上述国家中，除了

公务员等其他分配外，分配的格局为：少量的大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大资本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的分配，特大和大型企业职工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分配，规模稍微大一些的中等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职工的分配等等，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收入层级。结果是：高收入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中等收入人数较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失业人数很少。反映在贫富差别上，其基尼系数就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低。但是，当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王小鲁、樊纲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规律似乎不适用您的研究。

　　周天勇：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从横向看，如果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公平的局面可以显著得到改善，其分配差距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少的国家和地区小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最基础和最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学术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概括为：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的农民破产，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而较早的民主化进程，又迫使政府给大量的失业者、低收入者提供与国力和财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于是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着危机，以致发生社会动荡。您认为，中国会滑向这一境地吗？

　　周天勇：我认为，在收入差距扩大方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不能例外。腐败、税收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当形成的问题政府可以逐步地改变。但是，在发展道路、体制和政策上鼓励“做大做强”，并忽视和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的最基础和深层次的收入差距拉大，则是失衡的发展道路、管制和收费体制，以及对微型和中小企业歧视性的政策造成的。中国目前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比例比拉丁美洲高同阶段可能要高一些，却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同发展阶段上低18—33个百分点。我认为，如果不改变目前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忽视、歧视和抑制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缺乏相当数量的中等收入者，并且因大量劳动力的失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人口也将增多，在分配差距方面必定会像拉美一样，陷入急剧扩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