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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
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说，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而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中国青年报》2月27日)
如果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正确的观点确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例如，在哥白尼时代如果进行公众投票，荒谬的“地心说”肯定会战胜科学。但是，我们的改革难道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吗？显然不是。改革既是科学问题，同时也与我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方案是否科学，更不能以其在学理上是否科学为衡量标准。例如，改革上的“休克疗法”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在科学上似乎无懈可击。可是，这样的改革方案在俄罗斯实践的结果，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现在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面对纠结如麻的利益博弈，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既要保持自己的超越性与公正性，又能够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方案符合实际要求。显然，这比所谓的“科学性”要困难。于是，具体改革方案要么符合“科学”要求却没有实践可操作性，要么因为改革方案设计者本身的利益纠葛而使得改革变成为利益集团谋利。
以往的改革模式属于“精英主导型改革”，改革参与度低，假如仍然延续这样的改革模式，改革就会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日益加剧的各种社会问题警示我们，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精英主导型改革”确实存在弊端。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思，改革模式应该由“精英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
著名学者胡鞍钢先生在《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文中说：“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只有由“精英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让多元博弈的主体处于相对比较公平的博弈地位，才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才能确保人民能从改革中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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