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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兴
如果说儒家的先天不足造成其在公共领域的误用、滥用，在企业管理这个私人领域，儒家却有可能发挥其潜力，成为中国企业家可以选择的价值钢筋系统之一。
国家的治理是公共领域，企业管理在原则上则属于私人领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
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我隐约意识到它也许是打开儒家与政治、儒家与管理、儒家在中国的最终命运等重大问题的一个总关卡。
一开始写这一组《论语笔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谈论孔子，儒家与管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一对组合，尤其是年轻人，对一些传统的东西往往有强烈的排斥情绪，根本没有说理和辩论的余地。为什么儒家会让这些人有这么强烈的排斥情绪？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其根本原因应该在于儒家在传统中国被政治化、庙堂化、洗脑化的倾向，一个本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信仰问题，被越界用于公共领域，成为统治者的一个统治工具。
余英时指出，在儒家的法家化过程中，先秦儒家被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系统地法家化应该是这种越界的第一个阶段。与儒家在南宋进入第二个繁荣期相对应的是，元朝统治者通过完善八股取士的制度，把大成于朱熹的理学再一次系统地法家化，儒家话语体系从此成为戴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直到最后在外来的冲击下，整个统治系统的彻底破产。
朴素的道德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动机，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种向上的、建设性的美好的力量。在中国，在统治者和包围在统治者周围的清客的阴险设计下，儒家却被改造成统治者单方面要求被统治者服从、奉献、牺牲的话语系统，发展成为一股全世界鲜有其匹、丑陋不堪的瞒和骗的力量。孔子、朱熹他们意料到了这种情况吗？他们会思考为什么他们苦心经营一辈子的意识形态会无法逃脱这种被利用的命运吗？
我比较儒家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基督教征服罗马的过程，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基督教依靠他们的关于原罪、天堂、地狱的教化力量，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努力，逐渐征服了统治者。而儒家作为一种现世倾向，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其实是一种非常早熟的、精致的信仰系统，可以在敏锐、慧心的文人阶层产生强烈的共鸣，但与基督教显得更原始、更本能的教义相比，在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面前，却明显缺乏一种宗教的震慑力。所以，儒家从一开始就几乎注定是一种需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来推广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与统治者结盟来实现他们的内圣外王、德被天地的梦想。所以孔子要像落水犬一样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朱熹也要念念不忘他“得君行道”的梦想。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从与统治者、与权力结盟的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就订立了一个与魔鬼的盟约，他们使用的手段使得他们走向了原始目的的反面。他们播下了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难怪孔子要慨叹，“吾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讲孔子，讲儒家与管理的关系？原因很简单，政治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企业管理却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如果说儒家的先天不足造成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误用、滥用、假用，在企业管理这个私人领域，儒家却有可能在历经锤炼之后，发挥出潜力，成为中国企业家可以选择的价值钢筋系统之一，支撑起中国企业大厦建设的重任。也许，这才是真正属于儒家的时代。我回望儒家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历经统治者的歪曲、篡改、断章取义、李代桃僵，却千古一脉，至今不绝，终于等到这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对历史发展的逻辑存有一种极大的敬畏。
很多在政治领域属于极端化的做法用到企业管理上却刚好是非常合适的手段，其原因也在于这个公私领域的区别。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让很多人带来不快记忆的词汇，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却强调：“通过自我批判，各级骨干要努力塑造自己，逐步走向职业化，走向国际化。只有认真地自我批判，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先进，优化自己。公司认为自我批判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还不能掌握这个武器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对他们再提拔了。两年后，还不能掌握和使用这个武器的干部要降低使用。”
再如我们曾经痛恨过的“上纲上线”。郭士纳在《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浓墨重彩地强调了IBM必须从以程序为基础管理变成一个以原则为基础的管理。“为什么是原则？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高绩效公司都是以原则而不是以程序来进行领导和管理的。决策必须由这种领导者来做出，他们理解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然后把这些原则综合实践智慧、技能以及一种与当下环境相关性的直觉，应用于一个给定的情境。”
有学生问，上纲上线本身不难，只是谁来做裁判，判定员工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的原则？问题非常好。公共领域的上纲上线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其实正是因为这个裁判问题：你说我违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姓甚名谁，能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吗？自然不能，所以最终裁决只能来自那些自封的代表者。而企业根本利益的最终代表者却没这么复杂。谁？股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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