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向东：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宁向东

　　中国要想实现质变，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要想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则必须首先改变领导汇报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2005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评选中国10大法治人物，其中，唯一的机构获奖者是中国法 律援助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获奖理由是它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买单。陕西省山阳县的一群矿工被请到了现场。这些农民工的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但他们都因在私人矿山工作得了尘肺这种尚无医治良方的职业病。记者对这个私人矿山进行了调查，发现这家矿山的工作条件之差令人震惊。农民工说：我们的生命不值钱，矿主只顾他们的企业和他们的经济效益。

　　主持人问他身边的一位矿工：你的病现在怎么样？答：我现在已经是三级甲等了。再问：你有什么愿望？答：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到天安门看一下，看一下国旗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这段对话，我被民工的话强烈震撼。他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他受到了同胞的侵害，他生活在死亡线边缘。但他没有放弃对祖国的认同，他要到天安门去，他要对祖国进行也许是最后的朝拜。我不知道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有多少钱支援类似的诉讼，而诉讼的结果也无非是对不良矿主进行一点经济惩罚。如果对民工的残害是个别行为，靠诉讼还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已经普遍受到威胁，我们就必须要在政策层面有所行动。

　　前段时间，李子奈教授在一次讨论会上曾经提及这十几年来中央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表述上的变化。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翻查了有关的表述，择要罗列于下：

　　1992年，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

　　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好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中央决议里面出现这个字眼，说明高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问题。但是怎样落实呢？这需要政府部门到位的工作。但为什么这种到位的工作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

　　

李敖在内地访问期间曾坐过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在凤凰卫视的报道中，李敖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当高速列车加速起动的时候，车要依附轨道；但当列车达到高速的时候，轨道则必须要依附于列车。”我初听他的话，只是觉得有些道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越仔细玩味这句话，越觉得其中有滋味。高速铁路的哲学，实际上蕴涵着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逻辑。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制度环境决定了人们收益上的差距不大，也决定了人的行为往往保守僵化。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竞争，实现对于效率行为的追求，我们在政策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形成了以地方政府GDP竞赛为核心的特定增长方式。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则是放松了对于经济行为的管制，只要能够对GDP和税收目标有贡献，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就可能得到官员的容忍。于是，这种以追求效率为主的政策十几年执行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于是，在改革开放26年之后，我们形成了车与轨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来说，当列车已经跑起来之后，要维系它的高速和稳定，就必须按照车的要求来建设轨道，轨道的建设甚至可能不计工本。相反，如果要让轨道的建设更加科学合理，则必须要将车速降下来，但这并不容易。

　　一位政府领导曾对我一针见血地说：中国要想实现质变，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想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首先改变领导汇报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我们虽然口头上要求各级政府不要追求GDP，但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下级官员谈的还是GDP和利税，而不是为下岗职工解决了多少问题，犯罪率下降了多少。显然，汇报的导向不变，行为的内容和思想方式就不会有大变化，我们的体制就很难从根本上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