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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苏
春节期间，深圳的商业中心东门地区屡屡爆发价格战。于是，有言论说这是缺乏商业规划的后果，结论是要加强商业规划，避免价格战。
价格战为什么发生在年关，是因为大量年货采购创造了大量商机，各商家争夺利益到
一定程度就发生价格战。价格战为什么发生在东门地区爆发，是因为那里商贾云集，拥挤之下，你争我抢，就激发价格战。
政府官员眼中的商业规划，无非是把商家分散，让他们不要那么集中，和气生财。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无法形成商业中心，而且还对商家利益造成了直接损害。
各大商家拼命进入人气集中的商业中心，其关于利益得失的盘算决不比那些政府官员和学者来得差。商贾云集于一地，当然有竞争，但更多的是羊群效应和洼地效应，这是产业集群的优势。大量中小企业和机构之间的长期竞争与合作关系所引发的持续创新及其动态效率，是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产业集群是通过众多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和网络化合作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规模经济降低了单一产品的平均成本，而范围经济意味着单一企业生产多种类似产品时平均成本的节约。
因此，商家密度极高的现代商业中心，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消费者而言，其优势在于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从而可以获得更多“消费者剩余”；对于生产者而言，则可以降低人才、技术、市场等信息成本，增加销售，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获得更多“生产者剩余”，增进社会福利。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更快捷物流、信息流系统，在不断削弱地理位置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地理位置似乎不再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同时，一定地理区域的“产业集群”却成为本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地理位置似乎又显得更加重要。这一矛盾所构成的“地理位置悖论”，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
如果没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在产业集群的意义上，针对价格战而提出的商业规划问题，显然是无事生非！
“商业规划”的观点背后不乏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气生财”，中国文化是个以和为贵的文化，总希望大家一团和气，苟且偷生。但许多事情是不能强求和为贵的，否则不仅自身利益无法保证，而且还无法改革整个社会经济的诸多弊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影响社会进步。在自然界中，动物之间的竞争不会导致物种的灭绝，反而是促进各个种群繁荣成长的动因。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博弈论彻底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市场机制的资源最优配置功能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的各方博弈体现的。市场博弈是市场参与者讨价还价、勾心斗角乃至价格战的过程。价格战是市场博弈的一种较激烈的形式，但可能导致资源最优配置，也即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
旨在阻止价格战的另一个出发点是保护生产者利益。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是，生产者利益是首要的，消费者利益倒在其次，因此如果生产者受损，即使消费者受益，也是不应该的。
社会福利乃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如果制止价格战的目的在于保护生产者利益，则这种保护必然导致生产者之间竞争不足，无法真正实现优胜劣汰。推而广之，这种保护生产者利益的做法实际上是保护落后。政府机构必须改变宁愿牺牲消费者利益也要保护落后生产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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