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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飞
据报道，杭州市18名“红旗”出租车司机，近日因不满汽车维修点的指定和租金的数额而出走，引发与公司的劳资纠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类似的劳资纠纷在今天已经并不稀奇，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该公司就有7名“奔的”司机出走，最后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的社会，包括媒体、政府和民众对这些劳资纠纷所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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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如某报纸的标题是“劳资纠纷再扰大众公司，…”；政府，如杭州市有关部门，在该公司举行“紧急会议”，郑州市有关官员说“有损河南省的形象”；民众，如网络上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的哥已经与公司签了合同，就应该按照合同办事，私自开车出走就是犯了盗窃罪，等等。看到、听到上述这些反应，让人不能不对我们这个社会面对劳资纠纷的态度感到担忧。实际上，所有这些把劳资纠纷看作是“不安定因素”的态度已经不合时宜了。
那么，社会对劳资纠纷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
从一般表面现象看，劳资纠纷，特别是群体性劳资纠纷，的确给社会带来不少问题，例如，可能使企业生产秩序混乱，也可能对居民生活、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但是，必须看到，劳资纠纷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存在的正常现象，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皆然，与某国、某地的形象无关。我们记忆犹新的是，约两个月前的美国纽约公交系统工人大罢工，给这个世界著名大都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纽约市民都能平静接受，纠纷很快以谈判方式得到圆满解决。从我国情况看，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劳资纠纷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可这并没有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良好形象，因为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劳动者，对于劳资纠纷，都已逐步学会在法治的基础上有序加以解决。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言，一定数量的劳资纠纷未必不是好事。劳资关系是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劳资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劳资双方之间有了纠纷，反映出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和矛盾，通过对这种分歧和矛盾的处理，使劳资双方得到合理的分配，这样一来，就更有利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发展。如果任凭一方专权，例如像在19世纪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企业主一方可以随意确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标准，让工人的生存都难以维持，而工人只能忍气吞声，不能提起争议，否则就会失业；或者像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年代的某些极端做法，工人一方可以随意确定高工资、高待遇，劳动中可以随随便便，不负责任，而企业管理者一方却不能有异议，那将是怎样一种状态，那样的状态，其后果将会如何？
因此，社会对待劳资纠纷，完全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希望它能在法治的基础上和平地、有序地、尽快地得到处理。假如你是政府一方，那就尽快促使劳资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摆出事实，讲清理由，解决分歧；假如你是媒体，你就以中立的姿态，客观报道事件，事实和结果，不偏不倚；如果你是社会大众一员，你就以宽容之心待之，克服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一点麻烦，将心比心，想想如果你自己也是劳资双方的一员，正处在利益冲突当中，你对社会大众会有怎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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