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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人们群起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一项重大缺点是“平均主义”。彼时，人们刚刚从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挣扎出来，启蒙者要为新兴的市场经济进行论证，所以，非常厌恶平均主义，并将这种平均主义追溯到孔子那里，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就被作为中国人传统上就信奉平均主义的一大证据。
到今天，人们普遍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公式，呼吁把公平放在优先位置，强调“穷人的经济学”，于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又被拿出来。不过，这一次，是被赋予了正面的含义。人们看重的是孔子所说的“患不均”，这成了要求政府照顾穷人、增加财政转移的一个重要依据。
重读《论语》，突然发现，上述正反两种理解可能都属于望文生义。而寻找其正确的含义，或许有助于更正确地理解当下究竟需要何种政策。
均寡都与财富无关
上面两种说法，都把孔子那句话中的“均”，理解成了今人所说的“平均”。但是，这并不是孔子的真实意思。汉孔安国注云：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孔子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后面紧跟着又说，“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包注云：“政教均平，则不贫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
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寡”和“均”，所形容的都不是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不是指人们的收入状态。“寡”指的是所治理的人民数量之多寡，而“均”，其实是指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人民各得其所——此即所谓“正义”，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旨编篡之《法学总论》开篇第一句话即说：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那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也不可能指人人享有平均的财富。孔子的理想是复礼，恢复周的封建制。这封建制与中学教科书里所说的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五种社会形态无关，它是一种等级制度，孔子不可能要求各群体的财富平均。当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其家臣、平民之间，并非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而存在着某种由“礼”所界定的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是有条件的。“礼”是同时约束上下双方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这种类似于欧洲中世纪，而绝不同于秦以后，尤其是明清的君主专制。
在这种背景下，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就是说，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为了验证我的这一看法，我又查阅了《诸子集成》本中的论语本段注释。其中清刘宝楠《正义》曰：“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禄，制田里，皆均平也。”
这个注解更清楚地说明，“寡”是一个动词，是指人民逃离一个国家，从而使得该国的人民减少。春秋时代，诸侯林立，如果一国统治者过于专制暴虐，民众就可能迁徙到其他诸侯国。在冷兵器时代，人口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但这种资源却是活的，人民可以用脚投票。
那么，一个国家究竟靠什么吸引人口，它的力量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对此，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政理均平”。就是按照礼制，在“班爵禄，制田里”的时候让每个人皆得其平。这里的平，正是后来“不平则鸣”的“平”，其意为公平，而非平均。
所以，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引用这句话，又引申说，“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故君子仕则不稼。”君子仕则不稼，一点都没有君子看不起农民的意思，恰恰相反，这是君子对自己权力施加的一种道德约束。假如你做了官，那就靠公家发放的工资生活，而不要想着自己霸占土地、从事农业，与民争利，让农民丧失土地，最后成为动乱之源。董仲舒《对策中》对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了：“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
孔子生于今日，必然会说，政府官员就应当专心地从事公务员的职责，依靠国家的薪俸生活，而不应当再去经商。政府从事赢利性活动——比如通过国有企业——或一些政府官员经商，乃是对政府权力的滥用，与民争利，对于普通民众是极端不公平的。这就是“政理不均”。
财富再分配的陷阱
今天，当人们引用“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的时候，几乎完全忘记了其关于“政理均平”的原始含义，而走向了对财富的斤斤计较。而在现实政策设计上，不管是代表民众的评论家，还是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都把焦点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上。
这是一种现代的物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正是依据这种模式，人们曾经相信，只要实现了财富的共同所有，社会就可以进入大同状态。后来，人们又相信，尤其是经济学家教导说，只要努力发展经济，GDP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有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说，好象公平跟效率可以截为两橛似的。到今天，很多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普遍相信，只要对财富重新进行一番分配，让富人多拿出来一些，让穷人多得到一些，或者政府多给穷人一些转移支付，社会就可以恢复稳定。
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或者正在解决问题，但其实，正是这种物质主义思维模式本身造成了问题并且还在积累问题。
回到孔子的智慧吧：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今日世界的移民浪潮，并不是涌向人均财富最多的国家比如中东，而是涌向相对来说制度比较公正、个人自由权利能够得到较好尊重的国家。在国内，对于个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未必是财富，而更有可能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那种体面和尊严感。在正义的秩序下，财富自然会比较迅速地被创造出来，并且在人们中间自然地合理分配。是的，财富永远不可能平等分配，但只要权利是平等的，财富的不平等也通常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反过来说，只有权利的绝对不平等，才会让财富的不平等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然而此时，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理不均之后果。这个社会的问题不在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在于财富分配不公，其原因则是自由与权利之不均平。诚如秦晖先生所说，农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其权利的贫困。因而，直接从调整财富格局入手，看则省事，实则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
计划体制下建立在无权者——有权者是例外——之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是反人性的；为了GDP和所谓的经济效率而放弃公平是不可持续的；通过财富再分配而实现财富的平均，也是饮鸩止渴。古典的智慧是，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却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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