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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德凯
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山西省乡宁县要求煤矿老板每卖一吨煤，拿出30元搞“一业一事”。即：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人民群众最渴望的社会公益事业。此举出台后，在农村广大地区起到积极助农效果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是“杀富济贫”，利用政府职权搞摊派
，甚至有些法律界的人士说，乡宁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国际在线2月20日）
这一做法引起争议是意料中事，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资源开发收益的分配问题历来都在争议中进行，此次乡宁“逼富济贫”引起的争议，其实也反映了在资源开发收益分配中同样的一个困局，即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资本流向原则，农民是否应当在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中得到体现？这其实是“逼富济贫”争议的核心问题。
如果认真分析近些年来我国在资源开发方面的资料，可以大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源开发的正面成果（财富）被少数人得到，而资源开发的负作用却由当地农民来承担。在资源富聚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资源型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这种现象就体现得更为明显。资源越来越少，富豪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穷。而由于前些年对资源开发的监管力度不足，更使许多地区资源遭到掠夺式开采，对当地的负面影响更大。
从完善的经济分配制度来说，不管是否是资源型企业，只要履行了法定义务，那么，就没有附加的额外义务。当地的扶贫、环境保护、资源的涵养等等，都应由政府从企业履行义务中的相应分配中来组织完成，而不应当让企业单独来进行再分配。但是，目前的我国经济分配制度并不完美，许多领域的分配方式还正在探索过程之中，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方面，更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连什么人应当分配、在多大范围内分配都还认识不足，更不用说完美的利益分配制度。
从开发资源的投入与回报来讲，农民参与资源开发利益的分配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利。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企业投入了资金、设备等有形有直观价值的资本，而当地农民在开发中失去的土地、水、林木等等资源（尚且不说直接开采的资源）也完全应当认为是当地农民投入的成本，而且是一种投入之后无法收回的成本。那么，从投入与收益理论来讲，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同样应当体现在他们身上，而不应当由资金投入者独享资源利益。
因此，对乡宁县“逼富济贫”做法的质疑甚至责骂，根子在于对投入与收益理论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当前我国资源开发利益分配体制的认识不足。目前，由于资源税收、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在法定义务之外，由政府主导进行县域内的资源利益分配机制的探索非常有必要，而让迷失的农民利益得到回归，也正是政府积极解决问题、重新认识并定义资源开发中“谁在投入”、“该谁受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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