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吴敬琏变了吗 为什么春节前后判若两人

　　2006年的春节对于每一个北京人来讲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孩子们第一次听到了震天的炮竹声，而老人们则重温了久违的喧闹。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正是在2月11日，也就是农历元宵节之前的一天在北京召开的，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五之前都是春节。正是在这个会上，吴敬琏先生放出了2006年经济学界一颗最大的“卫星”，老先生坦言中国改革四大缺陷的报道成为第二天互联网上点击率 最高的财经新闻，围绕吴先生反思报道的跟帖出现了难得肯定性评价，这与此前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

　　吴敬琏在这个主题为“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的年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会引起媒体如此的关照呢？

　　被吴先生总结的四大改革缺陷之一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

　　被吴先生总结的四大缺陷之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

　　被吴先生总结的四大缺陷之三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强化相反有削弱的趋势。

　　被吴先生总结的四大缺陷之四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转变。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等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坦率地讲，吴先生总结的中国改革四大缺陷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相反正是这些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而且差点被人误导为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的问题的存在，才引起了2004年到2005年间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路径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先生的反思没有体现出一个智者的先见之明，反而有“

马后炮”之嫌。

　　然而，即使是“马后炮”，吴先生对于改革的反思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吴先生的反思。

　　如果水皮没有记错的话，春节前的吴敬琏并不是现在的吴敬琏。在春节前财经年会上，吴先生也谈到了改革，但是在最后，这位老先生提高嗓门说的那句话同样令人震惊。吴敬琏说的是要警惕既得利益者和穷人结盟从而成为改革的反对力量。此前吴先生在评论银行贱卖论时更是义正言辞地要求大家看看鼓噪贱卖论的都是些什么人。

　　不怕大家笑话，水皮至今并不明白为什么在新的一轮改革中，既得利益者和穷人会结盟。既得利益者反对伤害其利益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穷人又为什么怕改革呢？我的同事说这很好理解，因为穷人害怕不确定，改革会让他们更穷。水皮就问，如果改革不能让穷人摆脱贫困，我们又为什么要改革呢？穷人反对的改革难道是我们这些自我定义为改革者们需要的，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改革吗？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难道不是让一部分穷人先富起来从而让所有的穷人都共同富裕的过程吗？谁也不能抹杀中国28年的改革成就，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否定改革，或者讲某些已经被市场证明是被错误的方式方法所主导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房改把人腰包掏空，教改把人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问，既然中国的改革一直在推进，

中国经济不断高速增长，为什么自己今天还活得如此艰难，明天又是如此迷惘？

　　春节前后，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中国人的收入状况报告。数字表明，收入最低的15%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仅为全部的2.75%，只有最高收入的15%的人口的4.6%。换句话讲，中国人口中最穷的15%和最富的15%的差距是25倍，水皮相信这样的样本中间不包括农村人口。这就是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使得发改委的报告根本就不敢计算基尼系数是多少，只是笼统地说在0.4左右，而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更为糟糕的是，我们至今看不到缩小这种不合理的贫富差距的迹象，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在高唱效率优先的“主旋律”。

　　与过去动辄把人们对于改革反思的呼声定义为否定改革的愤青表现不一样。吴先生现在认为，除了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措施是否存在给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宗主义的色彩，即便是这样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的争论还是有区别的，不要混为一谈。对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包括对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提出的质疑和指责，在个人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还是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能够依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最终总能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

　　吴先生如此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春节前后会判若两人呢？

　　一种可能是现实的教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刺激老先生的遭遇引发其对社会的认识。

　　一种可能是舆论的压力，近年来老先生的言论引起正面共鸣的少，引起负面抨击的多。

　　一种可能是学术的顿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非水火不相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而最可能发生的则是吴先生终于搭准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脉动，政策的取向实际上早就给出了明显的信号。在这一点上，刘国光先生的反应要比吴敬琏先生敏感得多，刘先生的反应也比吴先生快得多。

　　古人曰，“六十耳顺，七十知天命”。2006年的春节不但让吴先生耳顺了，而且开始知天命了，于公于私，于国于家，都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