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他们是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五位经济学家

　　岑科

　　2005年10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发表中国经济学家“五个论”，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中国经济学家道德、学术、影响力等问题的讨论铺天盖地、热火朝天。

　　对于丁学良的“五个论”，我基本不赞同。不过当我听到“五个论”的时候，心中确实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现在让我评价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五位经济学家，我应该选谁？

　　这个问题本身有很强的主观性。看重学术的人，可能认为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经济学家最值得尊敬；看重道德的人，可能认为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经济学家最值得尊敬；看重影响力的人，可能认为在国务院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最值得尊敬。

　　为了尽可能地把评判标准大众化、单一化，我把它集中到一点：谁最有益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谁就是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空洞，可以换一种说法。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再多，但与中国问题无关，他不值得尊敬；一个经济学家与农民的关系再亲密，但他说出的观点漏洞百出，不值得尊敬；一个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再大，但他提供的建议不能够促进社会改良，也不值得尊敬。只有综合几个方面，对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产生有益影响的经济学家，才是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

　　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换句话说，是什么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经济学家如何影响社会变革？经济学家是理论工作者，不是政策制定者。他的影响力应该通过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和建议来体现。

　　所以，我将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建议，列举当今中国我认为最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

　　一

　　2005年到来之前，很多媒体和政府高层人士把它称为“改革年”，列入改革日程的有两税合一、

汇率改制、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等。现在来看，很多改革都没有实现，把2005年称为“改革年”有点勉强，称为“改革反思年”倒是恰如其分。

　　引发改革反思最重要的事件或现象是“看病难”问题。2005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布一份报告，报告称中国的

医疗改革基本失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事实上，中国民众对高昂医疗费用的抱怨由来已久，并且越来越普遍。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披露后，有人评论，在中国，不仅是穷人，包括一般的富人，只要患上大病，就面临无钱医治而死亡的危险。

　　与“看病难”并存的还有上学难、购房难、就业难等问题。面对这些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广大民众既担忧、又愤怒、又迷惑。很多人在问，既然中国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中国经济不断高速增长，为什么自己的今天过得如此艰难，明天又如此渺茫？一时间，“房改把人淘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股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基本逻辑是：市场化要求人们通过金钱去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住房、医疗、教育成为商品之后，它们的提供者就可以任意提价，以至于普通人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市场，通过政府力量来保证每个人对重大商品的需求，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更有甚者，开始怀念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赤脚医生、平价住房、免费教育等等。

　　这样的社会思潮与政策调整会把中国民众带到一个更加平等和幸福的境地吗？

　　2005年末，经济学家陈志武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的长文。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之后以及建立国有制经济之前的时期更大。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大而增大。他还通过国际比较指出，在实行政治代议制的国家，国内的地区收入差距都会趋同，而趋同的速度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关，政府管制越多，收入趋同的速度越慢。因此他得出结论：民主政治是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经济自由化对此也有促进作用。要减少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推进而不是中止市场化改革。

　　在陈志武之前，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教育、医疗问题不能归咎于市场化，而是权力介入市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但是，像陈志武一样，以充分的数据为支撑，以清晰的逻辑为框架，对此作出深入实证研究的并不多。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很多学者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评价，这是一篇“一针见血”的文章，有人称他是“有能、有德、有胆”的学者。

　　陈志武的经历与另一位广受尊敬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已故)非常相似：都是理工专业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又反过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而且，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都倾向于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和论据，并且长于计量分析方法，因此得出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杨小凯和陈志武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一个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一定是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一定可以把他的理论转化为通俗语言，去影响和引导舆论，从而影响社会变革。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家去研究它的社会体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建设之中，需要更多的学者去探索和推动。因此，对那些自诩学术水平高深，但从来不会讲通俗语言，或者只关心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却从来不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我从来不屑一顾。所以，当我听到一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中国最低调的经济学大师”邹恒甫说，中国经济学家是“做学问做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才入世”的时候，我感到不可理喻。

　　二

　　杨小凯和陈志武研究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强调政治改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把大量精力用于研究英国宪政的历史，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出路。他所有的重要论述，几乎都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展开。陈志武也是如此，2001年以来，他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产权改革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最终指向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如此重要？简单地说，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或者说是政治问题的具体表现。

　　以教育和医疗问题来说，一般人总以为费用高是学校和医院任意提价的结果，只要政府管制价格，就不会有上学难、看病难问题。但事实上，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是供求决定的。上学的费用高，一定是学校供不应求的结果。如果政府强行压低学费，学校就会巧立名目，通过其他方式收费，如赞助费、择校费、补习费等。而医院就会出现医生收红包、滥开高价药等现象。有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低价住房、免费医疗……殊不知，那时候这些物品同样要通过权力或关系进行分配，最终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

　　要真正降低这些物品的价格，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增加它们的供给。换句话说，要允许一切社会资本自由进入教育、医疗行业，创办更多的学校和医院。随着供给增多，竞争加剧，学费和医疗费自然会降下来。但如此一来，原来依靠审批获取利益的主管部门就会无利可图。所以，即使国家名义上放开学校和医院的创办权利，主管部门还是会运用种种手段阻挠这种权利的落实。

　　另一方面，有人希望通过政府补贴和增加财政投入来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钱来自企业和社会，要增加财政投入，就必须增加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况且，在增加财政拨款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资金截留和贿赂主管官员的情况，这正是过去计划经济医疗和教育模式的弊端。

　　也可以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主管部门的权力并非自下而上得到，而是自上而下得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经济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其中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与保护个人产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茅于轼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

　　在茅于轼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交换，而交换的前提是产权。如果不能保护产权，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要保护产权，就要保证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平等的权利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这就是人权。人权的对立面是特权，部分人拥有特权就意味着其他人缺乏人权。所以，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特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茅于轼不仅是关注政治改革最多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对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有着非常中肯的评估。在茅于轼看来，政治改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的事；它不仅需要政府转变行为和观念，也需要老百姓转变行为和观念。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民主和法治，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和百姓双方的努力，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行。“更重要的是百姓一方，因为政府其实是百姓构成的，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这些观点看似简单，但却非常重要，能够长期地坚持和倡导，更是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外部压力或利益驱使改变自己观点的学者屡见不鲜。

　　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价格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享有世界声誉。2003年以前，他一直敦促中国进行经济自由化与产权个人化的改革。2003年，他被美国司法部控以逃税及虚报金融资料等罪名，因此离开香港，进入内地居住。此后，他对中国经济的观点完全改变，声称中国目前的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对此，很多人惋惜：作为思想者和改革推动者的张五常，已经无处可寻。

　　三

　　应该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社会富裕的途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能达成共识：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民主政治，也是题中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思想上的误区。

　　有一句话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这句话适用于计划经济的建立，也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众所周知，人们创立计划经济的初衷，是看到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因为拥有资产而对工人进行“剥削”，因而想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为了寻求公平，他们要求把社会中一切资产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安排每个人生产和消费。殊不知，个人财产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当人们失去经济的独立性、一切经济资源都要由少数人分配的时候，政治垄断也就形成了。

　　今天，在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时候，也有人呼吁，由于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公平，少数人通过权力取得了大部分利益，而其他人在改革中无法受益，甚至受损。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暂停，应该首先通过政治改革创造出一个公平的环境，才能继续经济改革。否则宁愿不改革。

　　这些人的错误在于：把改革看作一个人为设计的、可以随意切割的过程。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改革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把市场化改革停下来，设计一套方案，先进行政治改革，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就算有这么一套方案，在推行的过程中，也会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而使方案偏离最初的设想。过去无数的改革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改革的难度低于政治改革，而且经济自由的扩大有利于打破政治权力的垄断；反过来，如果经济垄断不能打破，政治改革就难上加难。

　　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的经济中，如果没有投资限制，那么在绝大多数行业，国有企业就会被民营企业淘汰。而一旦社会中大部分资产由民间的企业和个人掌握，政府在政治上统一发号施令的难度就会变得很大，它的任何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不得不听取来自民间的意见。

　　反过来，如果社会中所有的资产都由国有企业掌握，并且不允许私人创办企业。那么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仰仗政府提供工作和收入，政治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样的社会经济效率很低，大部分人将陷入贫困。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状况。

　　还有一种可能，政府放开大部分行业的经营权利，但对少数关键行业实行垄断，通过垄断企业的暴利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政府无需借助民间的财力就能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且政府官员也将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得到好处。此时，政府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动力，还会利用政治权力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

　　所以，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在经济学家中，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的大概是张维迎和周其仁。所以他们对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的反对向来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讨论刺激内需时，周其仁就指出，中国能盈利的行业还是不少，但就是某个部门独家垄断，不准民间进入。此后，他所写的反对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的文章长篇累犊。张维迎也多次声称，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相信能提高30%以上。2005年2月，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国家的目的不是最大化国有资产，国资委属下的垄断企业对公众利益是一种损害。这种勇气在经济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遗憾的是，对于周其仁、张维迎这样头脑清醒又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一般人并不理解。大部分人推崇的是郎咸平这样把“中小股民利益”、“社会公平”挂在嘴上的明星学者。他们不理解郎咸平主张的大政府主义、加强国有企业地位、严峻刑法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意味着什么。的确，“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此时此刻，这句话尤其值得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