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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陆志明
缩小收入差距是近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月6日公布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23个主要城市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春季用工需求旺盛。这一结论和此前《东方早报》与Insightcn联合做出的调查结果是吻合的，该调查显示：民工对工资上涨的预期明显，估计今年的平均工资将达到1100元左右。
提高社会无保障、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民工的收入是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核心任务。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改善民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子女学习等各项保障制度受制于社会体制、民工就业状况等实际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长期的完善工作，短期内恐难凑效。而扩大民工就业覆盖面，借此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无疑已成为当前的首要重任。
实践中，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乃至普通人收入增长并未同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近期载文指出：“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开始在亚洲新兴国家抬头。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增加1%的就业岗位需要经济增长3%。到了90年代，经济则需增长7.8%。
就业水平得不到提高更加剧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过剩的状况，这也是中国中低收入者工资多年来未有提升、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日渐悬殊、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不多的重要原因。前几年的“民工荒”正是这一症结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企业自恃劳动力供给过于充分，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致使民工不愿外出务工。
许多专家认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是却一直忽略就业水平不充分是导致中国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相关专家甚至提出中国民工的工资不能提高，否则会降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事实上，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多年徘徊不前，而高收入阶层却因监管不到位滋生各种灰色收入而节节攀升，最终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月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并认为这种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虽然提升低收入阶层就业水平的工作难度很大，但却是我国宏观调控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纵观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大多采用间接的指标控制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取向，而就业水平即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城乡二元体制打破之后，我国的隐性失业开始显现，而此时国家的着眼点始终放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而对于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关注较少。公平与效率最终是相辅相成的，失去了公平，效率也难以持久。目前的经济的和谐发展亟需就业水平的提升，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善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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